互联网背景下监视社会理论的新发展

监视社会理论包括几个重要的概念：老大哥、圆形监狱、全景敞视主义以及监视器组合。从极权主义监视理论到监视器组合理论，这些概念所蕴含的监视的含意也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而变得越来越丰富，监视功能也更加全面，监视社会伴随着信息社会的进展而同步壮大。文章通过分析与监视相关的概念，进而探讨互联网如何促进了监视社会理论的发展。     

关于“能人犯罪是否可以从宽处理”的一场刑法讨论——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三十一)

1992年，上海《法学》月刊社曾开辟专栏讨论“能人犯罪是否可以从宽处理”的问题，引起广泛反响。抚今追昔，不能简单地将那场讨论视为“荒唐的闹剧”，而只能放在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考虑。“能人犯罪”讨论的插曲，折射出我国法制建设发展过程中“平等”等法治原则的建立及贯彻是如何的不易。     

我国公务员热的制度环境考量——以公平与效率为视阈

公务员热堪称我国就业市场一道独特风景。从公平的视阈看,这一现象是社会不公的综合反映,是社会公平普遍缺失和公务员职业特殊化的合力所致;从效率的视阈看,这一现象是资源配置权力化的必然结果,它强化了公考的外部不经济,公共人力资源的低效化和优秀人才的逆向流动,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严重缺失。无论是公平缺失,还是效率缺失,追根溯源都是制度缺失的产物,其症结在于制度环境的不健全。因此,加快制度重构,强化权力约束,推进社会公平与公正是完善我国制度环境的重要路径选择。     

学术不端视阈下学术期刊的社会责任

近年来,国内学术不端现象愈演愈烈,学术期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版面交易现象的迅速蔓延导致了学术期刊功能的异化,为学术不端行为大开方便之门,版面费也因此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尽管学术生态的恶化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版面费也并非学术不端的罪魁祸首,但学术期刊向钱看的功利化取向仍难辞其咎。因此,学术期刊应当规范自身行为,坚守学术道德底线,拒绝外来利益诱惑,切实承担抵制学术不端的社会责任。     

北京卫戍区党委：抓”书记工程”促发展

2011年以来,北京卫戍区党委坚持把书记队伍建设作为深入贯彻胡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主题主线重大战略思想、提高部队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举措,作为建设特别忠诚、特别过硬、特别稳定卫戍警卫部队的有效抓手,作为加强部队思想作风建设的重要环节,     

世博会的花

每一位走进’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园的人,无不为那条姹紫嫣红的鲜花大道所陶醉,无不惊叹这美丽绝伦的世纪大花园。鲜花,对于昆明这个四季如春的城市来说,实在是太普通的了。如是,外人往往以为世博会花园大道上的45万盆花,一定就来自这个美丽的城市。但是,谁能想到,世博会花园大道唱主角的花,大多没有采用云南本地的花种和传统的栽培手段。云南人这是怎么啦？要知道,云南花卉的品种为全国之最,鲜切花占了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这千载难逢的世界园艺博览会,怎么不用自己家里的？但是,稍微了解一点植物学和生态知识的人都知道,尽管…     

行动研究视域下中学政治教师专业发展刍议

行动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科研理念,对推动教师的专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中学政治教师专业发展要直面当前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严重脱节的突出问题,将行动研究与中学政治教师专业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辨识中学政治教学对教师的新要求,突出政治课程的学科差异,凸显行动研究的现实引领,促进中学政治教师的专业发展和自我能力的提升。     

科学地理解“三个代表”的深刻内涵

2000年春,江泽民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立足时代要求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它深刻提示了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基本规律,指明了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基本方向。2001年7月,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进一步阐述了“三个代表”的思想,对一系列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论断。     

主权财富基金与次贷危机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大量贸易顺差的出现,主权财富基金(SWFs)成了全球瞩目的焦点.尤其是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SWFs的频繁、大规模的投资活动为国际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本文从研究SWFs的现状入手,简单介绍了SWFs在次贷危机期阃的主要投资活动,并选择五个SWFs的投资活动分析了SWFs的投资对被投资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最后就SWFs的不透明性和缺乏政府监管两个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论创设性刑法规范解释的不正当性

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刑法解释理当最具保守主义倾向。我国刑法规范性解释法律文件异常繁荣的背后,对刑法规范作出实质性变更而已具有创设刑法规范功能的诸多有权解释的盛行,应引起我们的警惕。刑法领域过度解释的现象,已在某种程度上消融刑法规则的刚性边界,使得刑法文本安全性面临挑战。创设性刑法规范解释凭借其权力优势与广泛的影响力,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存活于我国刑事司法中,进而影响到罪刑法定在当代刑事司法中真正的、完全的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