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集中管辖的悖论及其克服

为摆脱地方干扰,增强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审理行政案件的能力,而作为行政审判体制改革试点来推进与行政管理区域有限分离的行政诉讼集中管辖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宪法、法律赋予法院的行政审判权有效运行。这种做法实为改革过程中的无奈之举,故而需要宽容、理解和支持。但是,改革试点也面临着如何符合实定法相关规定的挑战。对于确实具有合理性和实效性的改革举措,应当通过修法予以合法性支撑。不应将集中管辖确立为我国行政诉讼的一般制度,因为它不能有效根除行政诉讼的体制障碍,无法充分利用各级法院既有资源,与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相悖;要根除行政诉讼的体制障碍,需要在行政体制改革上下功夫,真正确立尊重法院裁判的行政责任体系。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需要对行政诉讼集中管辖的试错探索予以科学评价,对实践和理论误区予以逐步矫正,确立正确的方法论和科学的行政诉讼管辖制度,以基层管辖、本地管辖等法定管辖为一般管辖,以提级管辖、异地管辖等裁定管辖为补充管辖。     

论“服务型政府”在行政法上的定位

作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环,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命题。“服务型政府”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视点和维度。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理解“服务型政府”,同样存在诸多不同的层次和阶段,其基本内涵和外延也呈现出诸多不同,不宜一概而论。在行政法上,“服务型政府”并非法的概念,而是一种价值导向理念。它不仅指导以狭义的“服务”等给付为其职能的政府,而且还指导以惩处、强制等规制为其职能的政府。它要求政府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为人民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保障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尊重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最好体现。     

行政诉讼的界限及行政法学研究的课题

在纪念《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诉法）颁布十周年之际，《行政复议法》得以制定颁布。该法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行政复议范围和保障机制，①但同时也在某些领域缩小了行政诉讼（以下简称行诉）的受案范围。②可以说，既有进步，又有倒退，这种现象不能不促使行政法学者深思。行诉法颁布十年来，全国各级法院都设立了行政审判庭，受案范围不断扩大，全国受理的一审行诉案件呈逐年上升的态势。③这一方面反映出行诉法深得人心，行政相对人依法维护自己权益的意识增强；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某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水平与改革开放、依法治国的大潮…     

《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与行政公益诉讼

一、问题所在(一)行政公益诉讼的尴尬局面伴随着一场又一场被冠以"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相继发生,加之所谓"十大公益诉讼"等评选活动〔1〕的展开和相关媒体的广泛报道,曾经令人们感到陌生的"行政公益诉讼"也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公益诉讼被誉为"法治建设中的一个可喜的信号","昭示维护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2〕行政公益诉讼则被作为"推进法治的重要路径"来定位,已然成为近年来极为热点的问题之一。〔3〕但是,被称为"公益诉讼"尤其是"行政公益诉讼"的     

论经济规制立法的正统性

现代国家的规制系统往往是复杂而庞大的。在政府对经济的规制中,应当否定和废止的规制大量存在,同时,应当肯定和强化的规制同样大量存在。本论文将视角锁定在经济规制立法的正统性分析上,着重探讨如何在立法和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实现意思决定的科学性、专门性,强调对各种信息的梳理、排除和活用,围绕立法和政策制定的科学公正性和社会公正性以及由此而得以确保的社会可靠性展开探讨,在民主参与、专门性输入及评价、救济等专门性保障的意义上,来构筑规制立法和政策形成的正统性。     

行政诉讼法修改与行政检察监督职能的完善

行政诉讼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也是规范行政诉讼程序的基本规则。现行行政诉讼法的制定施行标志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全面确立,但经过二十三年的司法实践,其与当前社会发展与现实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不断增多,其中,有关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职能作用问题就亟须进一步明确。目前,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工作已提上议程,为深入地探寻行政诉讼法修改的立法方向,强化检察机关行政检察监督职能,本刊特邀请专家学者,以"行政诉讼法修改与行政检察监督职能的完善"为题,对行政诉讼法修改与行政检察监督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非法行医的概念构成

众所周知，非法行医问题由来已久，成因复杂，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其概念迄今为止尚存争议，缺乏明确统一的界定。     

丰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实践探讨——记哈尔滨市开展优秀童谣创作传唱活动

<正>运用童谣传唱的方式,让孩子在喜闻乐见中接受道理,享受健康快乐成长的童年时光,是哈尔滨市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一项重要实践。特别是2012年7月27日,中央文明办副主任王世明对我市香坊区《以传唱优秀童谣为抓手,拓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领域》的     

论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及其制度支撑

我国改革开放既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其重要的变革内容,又以行政体制改革为实现市场经济建设目标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又为政府职能的全面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在转型过程中,要求政府肩负起诸多角色。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在于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机制,致力于建立和发展现代民主,培育市民(公民)社会。要完成这种职能转变和变革,必须建立法律规范体系和秩序政治规则,确立真正的法律权威和政府规制的正当性,达成普遍的政治共识。《行政许可法》和《实施纲要》的颁布与施行,为转变政府职能确立了崇高的目标。建设和谐社会、政府职能转变,一切均应依法推进,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规范或曰“游戏”规则。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求以法规范的形式加以明确,以具体的权力和职责的性质加以确认,以具体的岗位责任制加以保障,以市场主体乃至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实现作为监督制约。参与型行政是增强转变政府职能的可接受性、建设和谐社会的保障。     

公共选择理论与司法权的界限

本文运用“法和公共选择”这种新的研究方法 ,以日本的有关判例和学说为素材 ,从比较法的角度考察分析了统治行为论、立法裁量论及其理论根据 ,为探讨基于该法理的司法权界限论提供了新的视角 ,提出了在中国架构违宪立法审查制 ,将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拟制分离的初步模式设想 ,并指出了将法和公共选择的研究方法适用于有关司法审查的广泛领域乃至所有权力运作过程并进行更为全面和仔细的考察 ,对于进一步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权力配置问题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