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历史考察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处理台湾问题的根本指导原则,是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基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政治立场,有一个酝酿、提出及发展丰富的过程. 一、一个中国原则发端于新中国外交原则 一个中国原则发端于新中国处理与外国建交问题时反对"双重承认""两个中国"的斗争中.     

非遗保护现状及对策 ——以德宏州芒市为例

一、芒市非遗资源现状 目前,全市共有在列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55项,其中国家级项目3项,省级项目4项,州级项目11项,市级项目37项.国家级项目"傣族剪纸"作为"中国剪纸"的子项目于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全市6乡5镇1个街道拥有代表性传承人64人,其中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7人,省级代表...     

新发展理念下贫困地区推进绿色发展研究——以湖南省桂东县为例

建设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桂东县,立足生态优势,坚持生态强县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优势越发彰显、生态品牌逐渐创响、生态效益显著提升。面对经济条件、思想观念、产业结构、机制短板等诸多方面的制约因素,桂东必须坚持生态强县这一核心,走绿色发展之路,着重从"项目、产业、平台、环境"等方面入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全力扩大生态优势,真正变生态优势为经济优势,变生态效益为经济效益,从而绿色崛起。     

武夷山苏区在中华苏维埃运动史上的重要地位

今年7月,是中共武夷山党组织创建80周年.本文着重从由中共崇安县委领导的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苏区的创建发展史为题,分以下三个历史阶段的内涵,阐述武夷山苏区在中华苏维埃运动史上的重要地位.     

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

<正>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对台工作重要文告,不仅代表大陆亿万同胞给台湾同胞送去新年第一声亲切问候。更吹响开启两岸关系发展新阶段的号角。《告台湾同胞书》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治国理政新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40年两岸关系的改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地方立法“有特色”的路径分析——基于浙江省台州地方立法实践的思考

正党的十九大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积极探索推动地方全面依法治理是题中之意。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立法法已经赋予设区市地方立法权的基础上,首次在宪法中明确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他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这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大举     

破解“垃圾围城”之困

"垃圾围城",是当今城市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一道坎。据报道,全国现有2/3的大中城市正遭遇"垃圾围城"之困,1/4的城市已无处可堆垃圾。为了破解"垃圾围城"之困,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展开了持续有力的监督。杭州主城区日产垃圾2000余吨,并始终保持高位增长态势,2010年主城区垃圾增长率达10.2%;杭州59%的垃圾仍使用填埋方式处置,每6年的垃圾就能填满一个西湖;作为杭州最主要的垃圾填埋场,天子岭的使用寿命仅剩8年,一旦其丧失填埋功能,     

人对动物难道没有道德义务吗——以归真堂活熊取胆事件为中心的讨论

由归真堂活熊取胆事件引发的公众讨论是一个重要的公共伦理事件。这一事件折射出的是人们在"人对动物是否负有、以及负有何种道德义务"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对人们用来证明"人对动物不负有道德义务"的几种常见理据的批驳,为人们认可并接受人对动物的道德义务扫除了重要的理论障碍。不伤害动物是人对动物负有的一种初始义务,这一义务蕴涵三个伦理内涵:伤害动物的有错推定论;伤害动物者承担举证责任;即使能够获得伦理辩护,伤害动物也不是人的一种权利,而只是一种被允许的行为。在对人的义务与对动物的义务发生冲突的场合,应遵循三条权衡原则,即自卫原则、基本利益优先原则和伤害最小化原则。人们对野生动物与对驯养动物的实际义务是有差别的,对前者的实际义务主要表现为不干涉,对后者的实际义务则主要表现为关心其福利。推动动物福利立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     

智慧城市的价值分析

基于城市价值链理论研究智慧城市的价值内涵,将其分为形态价值和功能价值两类,前者反映为全新城市形态的塑造,后者体现为促进城市经济转型和升级、推动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创新、提高市民的生活品质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相应提出了完善和提升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对策,即中国智慧城市战略规划与建设应遵循价值定位的全面性、差异化、阶段性原则,选取低风险的价值推进策略,制定全过程价值约束与跟踪方案,完整实现智慧城市的核心价值。     

非法证据排除的伦理分析

在刑事诉讼中,遵循正当程序与否是鉴别合法证据与非法证据最为重要的标准。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区分合法证据和非法证据的道德意义在于让人对正当程序产生一种尊重和信仰。在刑事司法实践过程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维护法律信仰和司法尊严,使道德主体的良知得到确认和升华。因此,我国有必要从道德现实出发,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