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海归从政潮启示

艰辛的留学生涯和长期刻苦的研习经历磨练了他们的意志与品质。同时,他们又有在国内接受大学教育或者参加工作的经验,了解国情。因此,回望百年,总体而言,海归人员是优秀的不同时期的海归从政特色回望百年中国,海归从政绵延不绝,他们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岗位为建设现代国家作出了应有贡献。     

法治的指标 可测的正义——常州市法治政府建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当今,法治指标化运动如火如荼,彰显了政府型塑的现代理性。法治指标是政府测量的参照系,位处改革前沿的常州正在致力于高质量的法治政府打造,＂化蛹成蝶＂的常州现代化的绩效政府指日可待。     

《人民日报》“学校下放”讨论述评

《人民日报》"学校下放"讨论长达8年,刊登了近千封来信和文章,它构成"文革"中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该讨论涉及办学与领导体制、教学体制、学制和学校布局、专业和课程设置、教材与教法、师资队伍改造、招生考试制度、斗批改问题、普及农村小学、扫除文盲等等多个主题。本文从谁来办学,如何办学,需要什么样的教员以及如何普及农村小学教育这4个基本问题方面,对这一讨论过程予以简要介绍。大抵而言,从政治讨论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学校下放"的讨论是一场参与者非常广泛的公共讨论。与此同时,它还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动员,为集体供给初级教育产品做出了重要推动。当然,还要注意的是,意识形态对整个讨论过程的走向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并不能因此抹杀讨论中利益诉求的现实合理性。     

中央纪委全会点明反腐新动向

从坚决清除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两面派＂的表态来看,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是不能触碰的高压线。值得关注的是,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形成的利益集团,是今年反腐败的工作重点。中央纪委将金融信贷列为腐败重点领域,标志着金融领域,特别是银行系统即将掀起反腐风暴。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与对策北大核心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大举措,但只相当于价值观念的启蒙阶段,存在着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仅凭若干抽象价值范畴并不能有效抵御西方"普世价值"背后的"西化"意图;价值取向不同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众多抽象价值目标也无法为社会主义实践提供步调一致的行为准则;从抽象价值观念中发展出具有规范性和实践性的理论化价值原则,这是历史所昭示的解决价值启蒙阶段问题的对策;鉴于西方构建理论化价值原则的路径是从个人本位出发、围绕个人自由来构建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化价值原则就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要素,从社会本位出发、围绕社会公平正义来建构。     

摒弃“表”来“表”去

据7月12日《新华每日电讯》报道,近日,记者下乡采访时发现,个别地区扶贫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问题,让基层干部大伤脑筋,也让贫困群众颇多怨言。主要表现在,不少原本只适用于机关、企业的考核督查方式,被机械地搬到了田间地头。     

侵权行为法立法学术报告会议述评

按照我国最高立法机关的立法规划,侵权行为法将在我国民法典中独立成编,成为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这一法律制定工作已经启动,除有关学术研究机构提出了立法建议稿以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工作委员会有关侵权行为法的立法草案也已经出台。     

个人数据交易的双重法律构造

个人数据交易具有动态性与非排他性,数据交易当事人处于持续性数据收集或传输关系之中,任何一方均不能排他地控制个人数据。上述特性使得数据交易不能被界定为数据买卖,数据处理也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数据合同的履行行为。合同关系与数据处理关系的不同,使得数据交易具备双重法律结构。一次完整的个人数据交易同时包含表意人的承诺与个人的同意,前者属于意思表示,后者则属于准法律行为。与之相应,个人数据交易由基础性合同与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组成,前者主要受合同规则调整,后者则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范对象,二者效力应分别判断。在规范适用上,个人信息主体的同意并非原则上得准用法律行为规则。合同规则与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各守其分,分别规范数据交易中的不同行为,二者之间不存在冲突。考虑到数据处理也是合同项下的行为,合同规则与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可以在例外情况下穿透双重结构,协力实现数据流动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动态平衡。     

丽江情绪

<正>一种出于天性的欢乐,一种不设防的放肆和纵情,醉倒了丽江的不眠之夜。初到大研镇,就像一脚跌进了明清时期的秦淮灯影里,歌声如潮,灯幌似海,穿街过院的玉龙雪水在歌楼和酒幡底下泛着红光、淙淙轻吟。已经过了子夜,依楼带     

党组织参与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理论逻辑、实践困境和对策建议

面对金融机构频繁出现的负外部性问题,传统公司治理理论解释力渐弱,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不失为可选之策。基于对A股上市金融机构党建工作的实地调研和实证评估,其结果显示：党组织参与金融机构治理难点在于金融机构经营目标需要重新塑造,党组织参与治理的具体方式需要探索,党组织与其他治理机构关系需要协调。未来需要强化党组织在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完善党组织参与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途径和提升金融机构党委委员综合能力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