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国家赔偿工作新局面

我国的国家赔偿法自1995年施行以来,历经了两次修订,并经过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细化,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国家赔偿还存在诸多难题,需要司法部门共同推进,以实现立法初衷。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就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国家赔偿工作新局面提出了高屋建瓴的见解;而来自全国各地法院的审判实务专家、资深学者以及执业律师,则结合自身的工作经历,对完善国家赔偿制度提出了切合实际的建议,对完善国家赔偿审判实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司法为民的内涵及其实践

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提出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司法为民的命题。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对这一新的理论命题进行了诸多极具见地的分析和论证,明确了它在新时期法院工作中的指导性地位。但现实中也有人将之简单地理解为某种政治宣示或政治教育的手段,而忽略了对司法为民做实质性的贯彻实施;也有人将司法为民的要求庸俗化,所作所为已背离了司法为民的本职要求。因此,深入探讨司法为民的深刻内涵,正确处理与之相关的各种关系,正确践行司法为民的要求,对于加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更好地实现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统法律规范理论刍议

我国法学基础理论中的法律规范理论，尤其是其中的结构理论，基本上是苏联五十年代，甚至是三十年代的法律规范理论的再版。尽管这一理论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一些非社会主义国家至今无甚改变，但它随着法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愈来愈暴露出它自身的弱点。     

谈谈国家工作人员与家庭成员共同受贿的几个问题

当前各种经济犯罪中,索贿受贿案件占有相当比例,犯罪分子行贿受贿的手法越来越狡猾,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为逃避惩罚,往往以家庭成员作掩护共同犯罪。 以家庭成员为共犯的共同受贿犯罪,不仅具有一般共同犯罪的共性,还有其特殊性,即受贿罪必须具备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行贿人谋取私利和非法接受行贿人的财物或不正当利     

先地方后中央: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一种思路——兼论《重庆市行政程序暂行条例》(试拟稿)的问题

文章认为 ,行政程序立法是一项艰巨而繁杂的系统工程 ,在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思路上可考虑“先地方后中央”的模式。本文三位作者经过将近一年多时间的努力 ,提出了一份《重庆市行政程序暂行条例》(试拟稿 ) ,为中国行政程序立法“先地方后中央”的模式进行了身体力行的探索。     

“官”民矛盾的和谐治理——中国行政审判的回顾与前瞻

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行政审判经历了不平常的历程,走过了西方一些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路程,其成就不可低估     

论纳税人的用税知情权及其实现

要保证"取之于民"的税款能够真正"用之于民",纳税人就应当对政府用税享有知情权。作为纳税人与有关国家机关之间"获知"与"告知"相关联的产物,纳税人用税知情权是一种积极性权利与消极性权利相结合的综合体,它在纳税人的权利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我国,纳税人用税知情权的实现不仅需要相关法律体系的完善,而且需要制度保障的跟进和配套机制的建设。     

法治中国赋

法治者,治国之良策,理政之利器。其功在惩恶扬善,扶正祛邪,除暴安良,平冤理屈。诚为个人自由之所托,人民幸福之所寄,社会久安之所凭,国家长治之所依。源远流长,中华法系;尚德明刑,重法隆礼。伯益降典,皋陶折狱;刑名从商。     

司法理念的辩证思考

司法居间裁判的性质必然要求司法具有中立性。司法的中立性不能也不可绝对排斥司法的政治性。居中审理和裁决是司法的基本运作方式,这种运作方式和属性决定了司法必须具有平等性。人民性是我国司法的根本属性。没有对等性就难于实现真正的人民性;坚持人民性才能实现实质上的对等性。对监督者必须适用更为严格的规则和程序。监督者自身也应该接受监督。能动司法必须保持必要的限度,能动主体必须保持高度的自律和自我限制。司法的可接受性必须受司法公正性的节制。司法的终局性必须与司法的正当合理性、合法性保持适度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