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为什么不能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

一、解决"三农"问题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理论逻辑"三农"问题不只是我国才有的现象,而是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长期存在的问题。对此,西方严肃的学者也并不认为他们的经验或理论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其实,不仅中国,包括日本、韩国等在内的整个东亚,甚至整个第三世界,本来就没有西方主流     

生态文明视域下脱贫攻坚的制度创新

生态文明战略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当前我国的脱贫攻坚应在生态文明视域下进行制度创新。应通过合理的确权颁证,为乡村产业兴旺提供基础性制度条件;通过村两委主导的综合性合作组织,完成村级脱贫攻坚任务的纲领性制度创新;通过促进"资源下乡",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通过多元地域性的文化复兴,激活乡土文化价值。     

宏观制度变迁条件下的县级“治权残缺”

本文从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出发,将县级治理放在改革以来的财税、金融等宏观领域的改革与土地制度变迁中加以考察,认为宏观改革对县级治理的影响经历了"三个十年"的阶段性变化:198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形成相对完整的地方治权,但也开启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发展模式;此后,以"扩权放权"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改革发生逆转,1990年代"财权上收事权下移"、21世纪初"金融权上收发展指标下压"以及建设用地指标严控管理体系,既是中央对地方政府公司化行为的客观约束,也构成县级"治权残缺"的三个主要方面。其他重要领域的垂直管理体制和市管县体制也加剧了县级治权的残缺化程度。这是当前县级治理陷入困境的体制根源。     

解决我国现阶段诸多矛盾的正确思路

以往,一般都认为从市场经济到资本经济的过程中,在制度安排上突出的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其推理逻辑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先得明确产权主体,有了产权清晰的私有经济主体,才会有市场经济。所以理论界必然倾向于私有化。既然是市场化,当然就有自由化的要求,只要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就必须全球化,纳入全球分工体系。在这种倾向下,很多人的思想认识,基本上被这新“四化”的内在逻辑所束缚、所局限。似乎只要搞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我们的问题就能解决。可中国改革开放的真实经验,未必一定要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     

靠“土地私有化”解决农村问题是南辕北辙

1980年代我们搞土地制度研究的时候,那时,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认同这种逻辑:只要土地私有化就能流转,就能成规模地集中土地;而只要实现规模经营,农业就能够参与国际竞争。这个道理看上去逻辑完     

水利欠账归咎为投入不足是推卸责任

笔者就怕找出一个技术性理由、投资不够的理由。这一板子一打,你可以打到所有人屁股上,谁都不疼。上一轮就是这样,在西南某个地区发生大旱,大家要么说是水库,要么说是技术原因。     

中国近期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首都部分专家学者笔谈

中国经济经历十几年的改革发展 ,其辉煌成果已为世人瞩目。然而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 ,其深层次矛盾也渐渐显露出来。同时 ,随着中国加入WTO ,如何充分运用WTO规则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是我们一直关注的焦点。为此 ,本刊与北京东西部经济研究中心等共同组发下列稿件 ,以期有更多的社会人士关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走向 ,集思广益 ,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全面、快速、健康地向前发展     

发达国家全球金融资本与现代化政体的双重危机

横看由西方金融资本核心区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危机,应知乃基本性质使然;不仅是金融化泡沫经济破灭,也是内含高成本上推机制的西方现代政体累积国家负债而致,是国家史过短却高踞世界主导之现代化政体运作于全球的逻辑结果。经济基础虚拟化危机直接作用于具有高成本上推=高负债累积内在机制之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化的上层建筑。     

政府理性与村社理性:中国的两大“比较优势”

政府理性和村社理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两大"比较优势"。政府理性反映了中国工业化的组织保障特点。村社理性在社队企业原始积累阶段形成"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的机制,对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的经济危机具有"软着陆"载体作用。本文认为,对中国这两大比较优势之对立统一关系及其变化的研究,有利于中国软实力之内涵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