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版权治理中的“自治”与“管制”协同

在互联网产业主导版权产业的格局下，我国互联网版权治理逐渐形成“行政管制”主导“行业自治”的治理模式。在互联网业态日趋复杂的新阶段，该模式因过度介入行业自治范式，持续引发争议。行政管制模式的治理边界，应局限于著作权法上公共利益范畴之内并克制其泛化解释的趋势，区分一般竞争行为与损害公共利益行为。同时，应限定行政介入的程度，理性区分“无需干预”的市场竞争与“需要治理”的市场乱象，尊重产业主体对许可模式的选择以及过滤机制适用的取舍，为其探索新型商业模式保留充分的自治空间。     

版权过滤机制的多元属性与本土生成

版权过滤机制作为算法时代由网络服务提供者选择采用的一项制度，在我国更多地被视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注意义务标准提升和必要措施范畴扩大的结果，进而导致对平台责任的探讨陷入“技术水平—责任水平”的循环比较。回顾互联网平台适用版权过滤机制的历史可知，过滤机制并非主动过滤义务，而是涵盖确权、授权和侵权治理三个方面内容的版权治理私立规则，旨在基于商业模式和传播技术的变化将交易成本在著作权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用户三方之间灵活分配。因此，有必要在司法审判中认可和细化对“转授权”的合法性判断，保障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借助过滤机制创设新的大规模许可渠道。同时，应避免将算法过滤技术直接作为提高注意义务标准或扩张必要措施范畴的依据，以保障合理使用等规则的正常适用。     

音乐产业“全面数字化”与中国著作权法三十年

我国音乐产业的“全面数字化”进程，迄今为止经历了“盗版且免费”(2001-2010)、“正版且免费”(2011-2016)和“正版且付费”(2017-2021)三个阶段，背后集中反映出的其实是著作权法施行三十年(1991-2021)来对音乐产业的持续影响。开局阶段著作权法设定的权利体系无法对接网络传播，导致音乐产业以“盗版”的方式被动完成了数字化转型，而后随着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的介入，著作权市场秩序才得以实现重塑，并由此形成不同于域外发达国家的产业模式，制度适用和设计皆因此面临新的挑战。从现阶段本土数字音乐产业的困境出发，著作权法三修完成后在适用和完善上的重要课题，需集中于回应音乐著作权许可方面的争议。一方面将包括专有许可在内的授权许可代替集中许可视为产业主体以私人创制的规则代替法定安排，不再把限制专有许可视作恢复市场竞争状态的必要措施；另一方面调整以往增助集体管理组织市场支配力的不当制度安排，转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开放集中许可的多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