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天水投靠“四人帮”的结局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三个主要人物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都是在上海起家的."文革"中的上海市委与革委会的主要成员,也有不少是和"四人帮"沆瀣一气的同党,马天水就是其中一个.不过,与其他人有所不同的是,这位被尊为"马老"的马天水,并非靠造反起家的政治暴发户,而是颇有一番革命历史的老干部.     

一场惨绝人寰的“左”倾屠戮——红军时期闽西“社会民主党”冤案

悲剧源于一句喊错的口号 1931年初,红十二军召开了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列宁等共产国际领袖的大会.在当时,开会时振臂喊口号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全场与会者都会跟着喊,谁不喊谁就有问题.至于喊的什么口号,当时是不假思索的,只要有人领头喊.在这次会上,偏偏有一个战士高声领喊出一句口号:"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大家跟着喊完了,才有人发现这个口号有问题.这个喊错口号的战士叫吴拙哉.他根本不明白什么是第二国际,什么是第三国际,糊里糊涂地喊错了口号.     

中外风险投资的政府支持比较

政府对风险投资的作用分为直接干预和间接扶持 ,本文通过中外政府对风险投资在这两方面支持的比较 ,目的在于依据中国国情 ,大胆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建立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风险投资管理模式     

试析特许经营及其反垄断问题——与国际接轨的又一新兴通道

一、特许经济的历史发展和法律特征 特许经营作为国际上风行的经营方式，已被证明为是适合市场经济规模化、全球化、资源配置优化的一种方式。西方有人称之为“本世纪最有活力的经营方式”。特许经营又称特许专营，特许连锁经营，它源自法文Franchise，原意为免于奴隶、苦役的身份，演变至今引申为特入场人的一种特权。现代的特许……     

中国刑事立法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本文勾勒了我国刑事立法十年来发展的轨迹和主要成果,并将其慨括为八个特点。关于我国刑事立法今后的发展与完善,文章指出,鉴于现行刑法同目前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及逐步展开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已不能相适应,且刑法典与其他特别刑法规范和司法实践也有所脱节,因此,修改现行刑法是非常必要的,并且完善刑法也已具备了实践根据、理论根据、主体条件和形势条件。文章强调指出,完善刑法的指导思想,要以反映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为宗旨,为此,要实现“四个转变”:(1)打击锋芒应从反革命罪转向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2)定罪量刑的基础,应从社会危害性中心论转向以社会危害性为主,兼顾罪犯的人身危险性;(3)刑罚制度上,应由较严厉和较封闭的刑罚,适当地向缓和与开放的刑罚转变;(4)在犯罪的范围上,应由只注重国内犯罪,向同时也注重国际犯罪与跨国、跨地区犯罪转变。此外,文章还就刑法八个方面的完善问题,具体进行了阐述。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及其风险防范

本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袭卷全球，证券化作为其三大标志之一尤为引人注目。其中的房地产证券化将成为这股金融创新潮流中的一个全新焦点。在房地产市场相对成熟的国家或地区，房地产与金融业结合的日益紧密，房地产证券化的深入发展使房地产业的运行真正实现“资本大众化、产权证券化、经营专业化。”     

机制乃维权之本——汉江集团公司工会工作纪实

汉江集团公司工会把维权作为天职,建立完善各项制度,深化维权机制建设,维护职工各项权益,发挥了工会组织的积极作用。成为职工值得依赖和依靠的“职工之家”。集团公司工会连续11年被中国农林水利工会(中国水电工会)评为工会工作先进单位。     

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障碍因素琐议

眼下,企业真正进入市场还面临着许多矛盾和障碍。认真分析研究这些障碍因素,对于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一、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是企业转换经营机制面临的直接障碍。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关键在于落实企业自主权。据了解,企业14项自主权中,有些自主权并没落实,有的又被主管部门收了回去。政府部门要求企业对口设置机构,否则不予达标升级;政府对企业检查评比太多;本属企业经营范围内的权力,也要层层报批;政府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状况,越到基层越严重。企业仍旧不     

他的革命生涯在中国——我军唯一的外籍将军洪水

1956年初,一位越南籍中国将军被检查出患了晚期肺癌,提出了归国的要求,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回国前,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黄克诚等一起同他见面,为他送行。其后是按照国家元首一级的规格送走的。9月底,在河内,胡志明主席亲自到车站迎接。10月21日,这位戎马一生。年仅48岁的黄埔骄子与世长辞。     

旅津晋商最早的活动中心

在天津历史上，旅津晋商分别在粮店街、锅店街和杨柳青兴建了三处山西会馆。静海县内也有山西会馆。粮店街山西会馆，初名晋都会馆，建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是旅津晋商第一个活动中心，其社会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对天津当时的商业流通起到促进作用，而且传播、渗透了晋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