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历史发展

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治安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的形成和确定提供了科学的思想基础。西方许多国家运用多种手段治理社会治安只是一种措施和警务对策，还达不到综合治理的理论实践层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作为全面解决我国社会治安的战略方针，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们党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治安工作实践经验基础上明确提出来的，而且经历一个实践、探索、总结、不断完善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一方针，是我们党和政府在新的历史时期关于社会治安宏观控制在实践上，理论上的深化和飞跃，它以其强大的生命力，与时俱进，适应着动态社会治安形势。     

万宁寺遗址应予保护

万宁寺建于元大德九年(1305),距今已有六百九十八年的历史了。万宁寺内的中心阁位于今鼓楼的位置,是大都南北中轴线的城市标志。今草厂胡同12号是万宁寺残址,在今天的鼓楼东侧,如果对其适当修复,既保护了重要的历史遗迹,又可以增加那里的文化内涵,提升鼓楼附近的旅游价值,而且可以改善那里的居住环境。神御殿根据《长安客话》的记载,在大都的西部,原来有一座建于辽代的寺庙,已经废弃不堪了,只有一座佛塔还在,题曰“释迦舍利塔”,塔内珍藏有二十粒舍利,一到深夜“屡放神光”,附近的居民以为失火了,仰视天空,却没有一丝火焰。“乃知舍利威灵,人始礼敬”。元世祖忽必烈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命人把这座辽塔打开,发现里面有许多灿如金粟的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高等院校的重要任务

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宣传思想战线的重要任务。要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祖国统一、人心凝聚的思想和精神，倡导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倡导一切诚实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     

涉嫌暴力犯罪精神障碍患者的犯罪学特征分析

目的探讨法医精神病学鉴定中精神障碍患者涉嫌暴力犯罪的犯罪学和人口学特征。方法采用自编法医精神病学鉴定案例登记表,对符合标准的206例被鉴定者进行犯罪学特征和人口学资料的收集。根据鉴定诊断分为精神障碍组(167例,81%)、无精神病组(39例,19%),对两组的犯罪学特征和一般人口学资料进行对比分析。结果精神障碍暴力犯罪者男性为154例(92.2%),女性13例(7.8%),40岁以下者133例(79.6%),小学文化水平以下者93例(57.7%),农民和无业者133例(79.6%),未婚者和婚姻家庭不健全者104例(62.3%),并且与无精神病组相比在人口学资料上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精神障碍组与无精神病组比较分析发现作案预谋(2χ=40.22,p<0.01)、目标确定(2χ=32.843,p<0.01)、作案后表现(2χ=36.979,p<0.01)、作案动机(2χ=82.333,p<0.01)、与被害人的关系(2χ=23.138,p<0.01)、自称遗忘(2χ=36.229,p<0.01)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精神障碍患者的暴力犯罪多为突发性,常无预谋,目标多为临时确定,多无动机或动机不明确,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作案后多无反侦查表现。无论有无精神障碍,暴力犯罪者多为40岁以下未婚青壮年男性,且文化水平大多较低,农民和无业人员居多。     

悖论社会中的公共领域——评马长山《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

马长山先生所著《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一书,沿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理论逻辑,以理想类型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作为社会坐标和价值标尺,同时借助具体翔实的实证材料为读者展示当代中国"看得见的市民社会",以此阐释民间社会组织与法治秩序的内在关系,揭示民间治理的法治诉求。然而,该书更多地从政治哲学的理论维度,对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进行功能定位和价值探讨,没有很好地从现实经验出发利用社会理论分析民间治理内在的秩序生发机制,因此,移植而来的理论框架仍不能完全适应悖论社会的实践逻辑。     

经济法定位重构及研究进路之我见

经济法的定位是经济法理论研究中的最基本问题,长期以来,未形成统一的权威观点,由于经济法兼具公法和私法的性质,所以经济法兼具束权(力)和维权(利)的双重属性,因而,应将经济法从经济行为的角度对其从新进行考量,以期获得新的研究进路。     

儒家诗教的另一支流

儒家诗教是儒学研究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一直以来,学者们关注的是儒家诗教观对文学的影响,而忽视了它对传统教育活动的影响。经宋代二程首先提倡,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专门作了一些诗歌来教育儿童,这类蒙养歌诗渊源于儒家的诗教观,更是一种直接的诗教。在儒家诗教研究当中,这条支流久被忽视,需要特别提及。     

犯罪侦查的大数据视角分析

大数据已广泛运用于包括犯罪侦查在内的各个领域,且侦查效果明显。大数据具有整体性思维、相关性思维和预测性思维三大特征,三大思维特征给侦查模式、侦查方法带来了深远影响,即大数据催生了新的侦查模式和侦查方法。大数据在犯罪侦查实践中的运用具有一系列的基本样态,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应针对存在问题探索相应的解决方法。     

论基于大数据的犯罪侦查

大数据并非一个确切的概念,利用大数据进行犯罪侦查是依托各种信息数据系统的海量数据,通过数据挖掘、分析与比对,展开犯罪侦查;利用大数据进行犯罪侦查需要硬件与软件的支撑,也就是说,需要公安机关自有数据信息系统和社会面数据信息系统的支撑;大数据在犯罪侦查中的应用,开阔了侦查人员的思维方式,变革了传统的侦查模式,更新了传统的侦查方法.但是,大数据在犯罪侦查中的应用也带来了一系列法律问题,如公民隐私权保护问题,国家安全问题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国家通过立法加以规范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