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公民社会与中国外交”研究的几点想法

几年前我在《公民社会与中国外交》一文里(见《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已经注意到这一相关性的重要意义,以及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缺失。我在那篇论文里提出,中国外交必然会受到公民社会日益增大的影响,而后者的成长是市场经济和公民意识在中国发展的必然。文章引证了     

世纪末的警示:“人权高于主权”的霸权主义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置联合国宪章和有关的国际法与国际公约于不顾,对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进行野蛮轰炸后,王逸舟博士撰写了这篇文章,在我们就要刊登时,５月８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用导弹袭击了我国驻南使馆,造成我人员伤亡和馆舍被毁。我们再次征求了王逸舟博士的意见...     

国际关系的中长期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应对（二）

国际关系和全球发展中存在的重大不确定因素在看到未来国际格局与世界政治演化趋势的同时,也必须指出国际关系和全球发展中存在的重大不确定因素。这些因素超出通常的思维逻辑,     

周边外交研究需要创新

正不可否认,最近几年间,中国的外部环境出现意料不到的难题,我们的周边外交遇到前所未有的麻烦和挑战。比如,原本与中国关系发展顺畅的东南亚国家群体,出现了一些疑虑的态度和抵触性的杂音;围绕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主张同中国抗衡叫板的日本右翼势力,似乎在日本国内得到不小比例的支持、在国际上也没有遭遇太大阻力;朝鲜仿佛铁定认为中国对这个传统盟友只会支持或默许、不会批评或抗议,各种鲁莽失措的言行频繁不断,造成我方不时的尴尬被动;以     

“东亚共同体”概念辨识

本文从地理与文化、经济和贸易、政治同安全、法律及社会四个不同层面,透视了东亚共同体概念的复杂多样性。文章认为东亚各国某些共同文明基因折射了奠立东亚共同体的最初基石,政治同安全层面则代表东亚地区最难解的一面,而法律及社会层面提示着深层次的合作目标。作者强调,东亚共同体的讨论与建言,不能只有单一层面指向,而应当统筹考虑、多方协作;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今后五年的中国外交需要智慧与勇气

2007年12月5日,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大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前所长俞新天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教授、外交学院党委书记秦亚青教授应邀在"外交学院论坛"就"2007年国际形势与今后五年的展望"发表演讲,意在盘点2007年国际形势,并展望未来五年国际形势及中国外交的发展趋势。本刊特将他们的演讲整理刊发。     

国际关系研究的若干问题

作者从理论的交融、认同问题、主权和人道主义干预、非传统安全、内政与外交、复杂性研究五个方面总结了目前国内国际关系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领域,行文简练而寓义深刻,甚或可以说直入问题的核心要害。文中提出的关于如何研究国际关系之学问的思考,愿与各位读者和学人共勉。     

人的自由与现时代——兼评吴建国《关于自由问题的“反思”》

“从实践方面看来,则现实的自由和政治的自由之发苞开花,必与自由的意识相联系着。现实的政治的自由仅开始于当个人自知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是一个有普遍性的有本质性的,也就是有无限价值的时期,或者当主体达到了人格的意识,因而要求本身得到单纯的尊重的时候。”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走马观花说中亚——访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札记

90年代初,苏联解体,遂裂变出15个独立国家,单中亚一带即有5个。笔者有幸参加由日本、韩国、台湾和中国大陆三国四方联合组成的一个专家考察组(国内方面还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所长史敏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政治经济研究室主任高连福),于1994年7月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参观访问3周有     

中国外交能力建设新课题:以外交官人数的历史变迁为案例

<正>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官人数的变化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国际因素层面,三次建交高潮及改革开放后对外关系的大发展推动了外交官人数的增加与外交官选拔、培训和管理机制的不断完善。在国内因素层面,政治体制改革、政治运动、领导人以及外交队伍的革命和军事特性均对外交官人数的变化产生了影响。当下,中国外交正进入百花齐放的阶段,国际环境所带来的外交官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中国外交官数量有望在可预期的未来一段时间内实现大幅增长,但政府需要从政策规划和具体实践上做出更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