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国外社会救助的经验完善我国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

完善我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需要借鉴外国的经验.国外通过立法的完善,确定社会救助的不同内容,把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作为动态指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时调整以及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社会救助中的作用,都是我国在实施和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应加以参考和利用的.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努力实现制度和谐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征程中,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因为只有制度才能维持一种公正、公平的社会环境,只有制度才能有效地协调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也只有制度才能保障人们的和睦相处。当前,我们的制度从理论上讲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但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的不和谐现象存在呢?追其根源,主要是由于制度的不和谐造成的。因此,要建设和谐社会,首先就要实现制度的和谐,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1]     

二十一世纪的传媒变化

进入21世纪,传媒之间的竞争,从传统的报纸、广播和电视之间的竞争,拓展到多媒体互联网、广播、电视和报纸间的竞争。     

放弃酿成组织冲突的“秘密和约”

团队领导人不应该指望普通员工都像自己一样。你可以有很强的“事业心”。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由此你常常会误以为你的下属也都应该如此，或都会如此。这就是你内心想当然地与下属达成的“秘密和约”。但事实上．下属内心未必认同你这份合约，结果是冲突发生，双方受害。     

混合性司法行为模式的建构

在现实的司法运作中单一的成文法模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有必要建立混合性司法行为模式来消除这种弊端,这种混合性司法行为模式具有深刻的经验理性的哲学基础。建构混合性司法行为模式,也即建构以适用成文法为主、判例法为辅的司法行为模式。     

诠释悲欢的哈尼大鼓

哈尼族有自己的历法,农历十月间第一轮属兔属龙日为新年旧岁交替的时间,哈尼人称之为“扎勒特”,外称“十月年”。节日期间,哈尼小伙们昼夜敲响挂在寨边鼓架上的大鼓,“咚咚咚”的鼓声悠扬不绝,传得极远。哈尼大鼓,有的连年长的男子双手都抱不过来,鼓身缠满了牛筋绳,那牛筋绳和敲击面外的地方,束束牛毛竖立而存,看上去古朴、厚实,且像有生命一样,让人敬畏,跟一般乐队里的鼓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哈尼人看来,大鼓是神圣之物,制作和打击都有严格的规定和禁忌,平时,村寨里是听不到大鼓声的。先说制作。来年要制作大鼓,头年就要选定吉日,去山林里挑…     

用发展的眼光、在更大的视野内关注女性教育问题——"女性与教育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6月24日至25日,由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和性别研究课程、韩国启明大学女性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女性与教育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百余名学者和妇女工作者参加了会议。在讨论中,专家学者针对“各层次、各类别的女性教育问题”、“女性教育的现实状况与未来前景”、“高等院校的女性与女性学教育”、“女性教育理论与学说”等议题进行了多侧面、多视角的探讨,带来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一、女性教育面临诸多新问题与会许多专家学者意识到,社会的变迁,科技的发展,诸如网络、传媒等新工具…     

罪犯入监心理评估初探

甄别和分流是入监队所应当具有的功能，而要充分发挥这一功能，则既要通过开展入监心理卫生教育，最大限度地争取罪犯的配合；又要组织心理调查，以获得丰富的心理评估的信息和资料。只有在此基础上对罪犯做出科学的入监甄别和分流，才能推动监管改造工作的科学化。罪犯入监心理评估的类型有整体心理评估、群体心理评估、个案心理评估。其作用是对入监罪犯心理进行区分、诊断和预测。对入监罪犯的心理评估工作应抓好以下几个环节：开展心理卫生教育，组织心理调查，综合心理评估，确立矫治重点。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今天,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06年春季开学典礼,首先我向各位学员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向全院教职员工致以亲切的问候!在座的学员大多来自政府系统,借此机会,我着重就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谈几点体会,与同志们共同探讨。一、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党的十六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又都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具体要求。去年12月底,中央政治局就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专题学习,胡锦涛总书…     

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现实选择与重构

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由于受到国内特有的法文化背景的影响,同英美国家的证明标准存在着实质上的差别。但是,中国现行的诉讼模式的确立,使中国现行的刑事证明标准难以固守,尤其是对中国式的诉讼体制与诉讼实践产生了负面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诸如:“对抗制”诉讼模式运行困难,证据规则难以确立,当事人权利难以行使,律师的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等问题。因而,突破现有刑事证明标准的“瓶颈”,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