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试点研究的进展、盲区及若干探讨

政策试点彰显了我国千年治理智慧和经验,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制度资源。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政策试点频繁运用于国家各项改革和重大政策实践,深刻形塑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助推“中国之制”向“中国之治”转变。当前,政策试点成为理解中国国家治理制度,探寻“中国之治”的重要切口。对此,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基础性研究工作,形成了见仁见智的学术成果。本文对现有研究进展作了系统梳理,指出研究局限与不足,并对有关议题进行讨论。本文认为,政策试点关键在于“先行先试”,本质上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的实践过程。下一步,深刻把握试点的本质特征,系统深入研究我国政策试点的重大理论实践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研究基准、拓宽理论视角、延展研究议题、回应重大改革实践需求。     

上甘岭战役中,有条“打不垮、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灰暗的坑道里,捧在手里的苹果散发着诱人的光泽,又渴又饿的志愿军战士们喉咙不自主地蠕动着,可苹果在大家手里传了一大圈,谁都没有吃,又回到了连长的手中。这是上甘岭战役中“一个苹果”的故事。43个昼夜的炮火中,敌人为削弱志愿军士气,专打运输线,部队退守到坑道。     

《美墨加协定》对中墨经贸关系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

墨西哥是中国在拉美的重要经贸合作伙伴。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相比,《美墨加协定》提高了对汽车和纺织品的原产地要求,协定规则涉及领域广且标准高,并加强了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歧视性约束。《美墨加协定》一旦生效实施,将对中墨经贸关系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将会抑制中国对墨汽车和纺织品出口贸易,并影响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宽领域和高标准规则将会约束中墨自贸协定的谈判和签订;强化了墨西哥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定位,从而阻碍中墨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在《美墨加协定》背景下,为了促进中墨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应采取五项对策:合理规避协定对原产地的高要求,拓宽中墨经贸合作的领域和方式;加强对中国企业在墨西哥直接投资的引导,保障中国投资企业合法权益;借鉴《美墨加协定》的宽领域和高标准规则,努力提高中国自贸协定水平;尽早启动中国—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促进公平竞争,争取墨西哥早日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律师作用与民事诉讼程序的优化

现代诉讼中,无论是法官的作用,还是代理律师的作用都是诉讼机制的基本组成部分,它们共同确保诉讼公正的实现,缺少或弱化任一方面都会导致诉讼制度的不健全。一个国家要想建立现代诉讼制度必须充分注重律师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吸收和引进外国诉讼制度也必须注重律师职能在诉讼制度整体中的有机协调作用以及与其他职能的一致和相匹配。一、律师辅助当事人是民事诉讼的基本机制民事诉讼以保护私权为目的,解决以意思自治为基本原则的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因而民事诉讼是集中体现国家干预私权的领域,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结合部。为了…     

对职务犯罪几个问题的浅析——以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为视角

职务犯罪本质上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主要形式表现为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是腐败最突出的表现。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的新时期,随着经济的空前发展,新事物不断涌现,许多制度尚不健全,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各种矛盾不断涌现,出现了职务犯罪高发现象,且发案样态呈现出多样、复杂的特点。基于职务犯罪的严重危害性,分析在职务犯罪办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采取有效措施,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也就成为了现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内容。     

论国际投资仲裁中非排除措施“必要性”的审查

基于国际社会在投资条约内非排除措施条款的自我判断性质认定上的严重分歧以及在即便是自我判断性质的条款(包括明示的自我判断条款与默示的自我判断条款),也不能全然置身于争端解决机构的审查范围(包括实体与程序方面)之外问题上的大致共识,建议淡化非排除措施条款的自我判断性质区分。国际仲裁庭应在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审查事项上采纳合理的最少限制方式或遵从的最少限制方式审查标准。     

交流协会代表团访问尼泊尔、印度

应尼泊尔世界事务委员会和印度德里研究会的邀请，3月3-14日，徐建国秘书长率交流协会代表团访问了尼泊尔和印度。     

调整洱海最低运行水位兼顾沿湖环保及生产生活用水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大理州人民政府关于请求调整洱海最低运行水位的议案．听取州人民政府副州长李雄受州长赵立雄委托所作的有关情况的说明．并将作出相应的决定。     

从政治操弄到话语权把控:民进党对“公投”有恃无恐

公民投票,简称公投。公投在西方政治学中理解为整个国家或地区全体人民投票决定某些特定议题。公投被认为起源于16世纪的瑞士,后流行于美国多个州。而在深受西方政治学影响的台湾,即有法律中规定了公投与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是直接民权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