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正>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兰考县人大常委会突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的建设定位,紧紧围绕"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在实践中积极发挥代表主体作用,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义与对策分析

书法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瑰宝。当前,在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立足贵州中小学实际,通过调查发现贵州中小学书法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结合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的对策如下:应把书法教育列入中小学基础教育的评价体系;从多方面培养中小学书法教师;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将书法特长或卷面书写纳入中考、高考计分之中。     

“三清一改”靓兰考 人大代表作示范

<正>2018年11月以来,兰考县人大常委会紧紧围绕县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大局,以"清垃圾、清塘沟、清畜禽粪污,改变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不良习惯"为工作重点,积极探索代表工作新举措、拓宽代表履职渠道,把组织全县各级人大代表参与"三清一改"工作作为重要抓手,充分发挥代表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大力开展人居环境集中清洁行动,全方位助推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在宣传发动中作示范。县人大常委会充分发挥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优势,要求全县13     

公共利益视阈下土地征收征用的国际借鉴

土地征收征用是在法律的层面,用公法的权利对私法权利进行的一种干预。政府可以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集体土地进行征收征用,这不仅是国家权力的体现,更是国家进行整体规划和经济建设等不可或缺的需要。但是“公共利益”具有特殊的模糊性,政府在行使这一权利时存在滥用的可能,或者忽略“公共利益”的限制而随心所欲地行使“国家权力”,进而损害农民的利益,本文研究土地征收征用的国际立法,目的就是解决协调公共利益与农民利益的法律规制问题。     

知识社会学能为中国法学研究带来什么

法律知识的研究是厘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理论的构成、来源、基础、核心体系等根本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知识社会学可以在分析法律知识的生产体制和创新机制、法律知识传统、法律知识的社会接受模式、法律知识与其它社会知识的整合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知识社会学在上述领域的渗入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理论的健全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功能主义刑法的消极面向及其体系展开

功能主义刑法具有积极面向和消极面向。与以入罪处罚为核心的积极功能主义刑法相对,消极功能主义刑法旨在将具有出罪化、非刑罚化、刑事责任轻缓化功效的私法理念和制度引入刑事立法,从而实现轻罪时代犯罪治理的多元化与现代化。积极功能主义刑法和消极功能主义刑法在价值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在功能手段上具有互补性。消极功能主义刑法立基于刑法的任务与刑罚目的理论,始终坚守国家对犯罪治理的垄断,在正当化限度内追求被害恢复、加害复归、经济效益等治理效果。践行和发展消极功能主义刑法观,一方面需要建立“以应罚性为主,以需罚性为辅”的功能主义犯罪论体系,并重视“行政处理优先,刑罚处罚保障”的犯罪化立法模式的运用;另一方面需要探索刑事责任的多元化实现方式与激励机制,推动犯罪后法益修复行为与积极悔过行为刑事责任激励的法定化乃至分则化,完善定罪免刑制度和相对不起诉制度,以整体化观念健全犯罪实质制裁体系。     

应当重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体系

一、重建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体系的必要性惩治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离不开刑罚。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刑罚,表明国家对此类犯罪行为的谴责与否定评价。我国刑法总则将刑罚分为主刑与附加刑两类,这种刑罚体系的构建是针对一切犯罪人,并没有考虑成年犯罪人与未成年犯罪人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区别。由此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下列问题: 1.刑罚立法与“罪刑法定”的刑法基本原则存在矛盾。把未成年犯罪人作为特殊情况不适用死刑在“刑罚种类”里予以原则性规定,另一从宽原则却置于“犯罪和刑事责任”一节,分则以     

时代逻辑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大众化,重在发现时代的根本问题,提出时代的本质原则,把握改革的时代逻辑.离开时代问题、时代原则和时代逻辑来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和大众化,就有可能偏离其逻辑正轨、乃至滑入形式化和庸俗化的危险.     

国企基层民主建设问题与对策

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本应该发挥重要作用．而实际却遭遇着重重困窘。怎样加强企业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是国有企业在新世纪提高竞争力的重大问题。     

给付型不当得利诉讼时效起算时点的确定

有关给付型不当得利诉讼时效起算时点的确定问题在学说和实务中存在论争。对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之规定在解决给付型不当得利诉讼时效起算时点的确定上也存有分歧。问题的解决既取决于对作出给付一方的何种＂权利＂受到了侵害的判断,也取决于对不当得利返还责任的发生时间与确认无效判决之功能的判断;此外还应该根据经济性价值与伦理性价值相衡平之思想,使得期间的长短与其起算点相互牵制以兼顾公平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