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类学视域下的审辩关系调适研究

在刑事法官基于主导权力对庭审进程的指挥中，辩护律师为了实现特定利益而运用的法律技艺可能导致审辩双方的法律话语中展现出权力表达与情绪对抗，进而使国家法律设置的检察官与辩护律师的控辩对抗方式“异化”为刑事法官与辩护律师的审辩关系紧张，导致刑事法官偏离了中立的职业角色，容易造成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功能失调。改善审辩关系不仅是刑事法官理性的自觉行动，也是制度结构的要求。辩护律师与刑事法官只有在相互理解的氛围中才能更有利于各自代表利益的实现，进而构建和谐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实现国家倡导的法治目标。     

世系、宗庙与中国历史叙事传统

作为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古国,被称之为“正史”的二十五史形成了中国史学的主流或“正统”,而作为二十五史体裁的纪传体叙事,则构成了中国历史叙事的主要传统。考虑到本纪在所有二十五史中都处于位列第一的核心位置,我们认为,本纪所代表的世系叙事在中国历史叙事传统中有着特别的重要性,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古代血缘意识所具有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由于本纪存在于全部“正史”之中,并在其历史叙事中起着“纲纪”性的作用,所以我们说,以本纪为代表的世系叙事构成了中国历史叙事传统的主要模式|而在这一叙事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宗庙这一特定的建筑空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结构性作用。如果说,宗庙是宗族世系的空间化的话,那么,以“本纪”为代表的世系叙事则是宗族世系的文本化。     

网络化治理:一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

网络化治理是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一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作为对传统官僚制和市场化治理模式缺失的反思,以及对经济全球化时代公共治理问题的探索,网络化治理主张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作为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在制度化的治理结构中,为实现一定的公共价值而采取联合行动。当代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的实践表明,在准公共品的供给上,网络化治理在整合和利用资源,提高决策制定和执行质量,增强顾客满意度,提高组织灵活性和回应性等方面,要比传统的官僚制度、市场化治理模式更为有效,并对传统官僚制的治理模式及其理论形成了不小的冲击。网络化治理理论对推进当下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社会管理,重构市场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结构,促进公共部门、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的协同治理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论国际法规范的位阶

条约法公约首次在国际法上规定了强行法概念。国际法学者以强行法、对一切义务、国际罪行等的出现为根据,提出了位阶理论,主张国际法规范已经产生类似于国内法的"规范等级"。在实践中,位阶理论在确定国际法等级以及效力层次上的作用也极为有限。国际法院的判决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指明某些义务具有基础性,而并不能证明强行法规范具有高于一般规范的效力。尽管如此,位阶理论的提出仍使特定国际法规范的效力在某种程度上超出"同意",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条约义务与国际社会根本义务相冲突的情形。     

浅析“大调解”机制的运行与衔接——以诉调对接为视角

当前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纠纷的新变化对诉讼的解纷功能和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法院面对沉重的受案压力,不堪重负,而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正成为化解矛盾的重要社会解压的重要良方。新时期矛盾纠纷的变化也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运作提出了挑战。如何使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适应矛盾纠纷的变化,担负起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重任,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大调解"机制正是适应纠纷解决的需要,在司法实践中对传统三大调解的改良和整合,而"诉调结合"是"大调解"工作切入点和重要工作方法。本文通过分析三大调解工作在"大调解"机制中的作用"、大调解"衔接机制特别是从诉调结合的角度来讨论"大调解"的运作机制。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台湾的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

台湾乡（镇、市）（以下简称乡镇市）制度的设置始于1945年,期间历经地方自治团体地位的确定（1950年）、解除戒严（1987年）、精省（1997年）、《地方制度法》的实施（1999年）等重大制度与政治变革,法制化程度不断加深,是台湾地方制度的基础。然而,乡镇市制度的实际运作并没有因为地方自治法制化程度之深入而趋向规范。相反,出现了诸如地方派系、黑金、贿选以及缺钱、缺人、缺权等问题,地方自治成效欠佳。同时,随着台湾财政吃紧,地方县市尤其是处于最基层的乡镇市政府财政收支严重失衡。由此,引发各界对乡镇市自治法人地位存废的热议。2009年7月,台湾政府通过“五都”改制计划。改制后台北县单独升级为直辖市,台中县（市）、高雄县（市）和台南县（市）分别通过合并升级为直辖市,加上原有的台北市,合称“五都”。     

本人签章的法律效力

本人签章,是指被代理人在由代理人所签订的书面合同上签字或盖章,或签字加盖章。包括事先在空白合同纸上的签章和事后在已经签订的合同上签章,被代理人亲自签章和代理人代行签章。本人签章的法律效力所涉及的中心问题是,它是不是合同的成立要件或有效要件;如果不是,那么,它是否有其他方面的法律效力或者说法律效果。目前理论上往往认为,本人签章是合同的成立要件或有效要件,而司法实务上也常有将未经本人签章的合同认定为不成立或无效的做法,除非该合同已经履行或已开始履行。由此导致了企业界等为适应这种观点、做法的要求,在委托代理人对外签订合同时,常将本单位的公章、合同专用章交给代理人随身携带或事先在空白合同纸上签章后交给代理人用于签约,以便合同关系尽速确立。本文认为,将本人签章作为合同的成立要件或有效要件对待,其实并不正确。理由是:     

为金色国徽增辉

为金色国徽增辉安士勇，申保林１９９２年８月，河南省新郑市和庄镇党委书记罗信义调任新郑市法院院长、院党组书记。当这消息不胫而走时．镇里百名男女老少自发聚集在镇政府门口，希望能和他们敬重的好书记握别。当数百双热情的手和罗信义握在一起时，罗信义更加坚定了自...     

152例火场尸体的法医学检验分析

目的 探讨火场尸体的法医学检验特点及其鉴定。方法 对86起火场中152例尸体的相关检验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结果 152例火场尸体,生前烧死109例,纵火焚尸38例,无明显高温作用的尸体5例。主要死因有“烧死综合征”100例,火场有毒气体中毒8例,机械性损伤32例(含高坠死4例),机械性窒息5例,电击、服毒各1例;不能确定死因5例。自杀5例,他杀40例,意外107例。在生前烧死尸体,87例呼吸道内有炭末沉着,71例皮肤局部烧伤边缘组织有红肿,46例检见水泡,17例有“闭眼反应”征象,大部分尸体血中HbCO浓度超过20％;纵火焚尸少见或不见上述改变。结论 检验火场尸体,根据烧死尸体征象和血中HbCO浓度检测,并结合火场勘验资料综合分析,其死因鉴定和死亡方式推断结论方能准确。     

严控政府施政失误的行政成本

尽管地方政府部门一再试图撇清渚如“祖龙”、“铁本”等工程的“政府制造”性质，但事实却正是地方政府一些职能部门“越位”的乱作为。以及另一些职能部门琉于监督的行政不作为。共同制造了这些举世瞩目的“政绩”，施政失误所带来的巨大的行政成本。则需要由整个杜会来“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