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教育制度法治化研究

进入新时代后,我国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趋复杂激烈,推进爱国教育法治化势在必行.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以宪法为核心,涵盖五大领域的爱国教育制度体系,但总体上法治化程度较低.推进爱国教育全面纳入法治轨道是提升爱国教育实效和应对新思想新挑战的必然要求.美俄德等西方发达国家在爱国主义领域的法治实践为我国爱国教育法治化提供了重要借鉴.对此,建议国家立法机构以当前高涨的爱国热情为契机,适时探索制定爱国教育基于法,提纲见领.在此基础上,完善爱国教育法律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优化爱国教育组织、运行和监督机制,进一步推进爱国教育法治化.     

法治与小康社会

本文以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法治与小康社会的基本论述为依据,通过解读十八大报告对小康社会提出的法治建设新要求,即"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创造性地提出了"法治小康"的概念。作者在文章中指出,"法治小康"是对"法治"建设状况与"小康社会"社会发展目标两个方面的期待与要求。作者通过对"法治"价值的基本内涵、"法治化"的最低制度与行为要求,指出了"小康社会"对"法治化"所提出的法治水平最低要求,包括法治"供给"与法治"需求"之间关系的基本适度和平衡;不同法律之间的相互协调,特别是法律制度自身的"统一性";通过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来彻底否定人治,弘扬法治,真正地实现"宪法法律至上"的价值目标;通过"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来凝聚成"法治文化"形态的法治精神等等。本文还全面地考察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法治"价值内涵的逐渐形成、完善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指出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实现"小康社会法治化"的必由之路这一重要的法治发展战略目标与机遇。     

比较宪法学研讨会综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与法律文化研究所于1991年5月22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比较宪法学讨论会。来自首都几所法律院校和政法实际工作部门的宪法学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宪法学研究述评

20 0 1年度 ,我国宪法学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活跃局面。基础理论方面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著 ,研究内容具有创新精神 ;另一方面 ,以最高人民法院“8月 1 3日批复”为契机 ,学界对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实证研究的气氛越来越浓 ,注重回应司法实践的要求。一、基础理论方面2 0 0 1年是我国宪法学基础理论有所发展的一年。在该年度 ,一些中青年学者推出了多年来精心研究的成果 ,如徐秀义、韩大元主编 :《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林来梵著 :《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莫纪宏著 :《现代宪法的逻辑…     

《日本国家赔偿法》的几个问题

《日本国家赔偿法》的几个问题莫纪宏一《日本国家赔偿法》内容简明，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就《日本国家赔偿法》提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第１条和第２条。①《日本国家赔偿法》第１条共２款，就第１条第１款②所规定的法律含义的争执主要集中在公权力的范围。违法性的确定、过...     

宪法学研究述评

1995年我国宪法学界对宪法问题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热点多集中于宪法的基本理论问题,在宪法学的构造、宪法的性质、宪政、国家结构、国家权力等问题的研究上都有进展。立法问题也极受重视。现对报刊文章讨论的主要问题和观点,简要述评如下:     

论自己决定权

自己决定权是宪法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当代人权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课题。文章从考察自己决定权的概念和种类出发,通过分析关于自己决定权的两个重要学说——一般自由权说和人格自律权说各自的观点、理论构造及法理依据,详细地探讨了自己决定权与基本人权、基本人权与宪法、宪法中的国家和个人、宪法中的基本人权和一般法定权利的关系。     

全国比较宪法学研讨会综述

继1991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比较宪法学讨论会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与法律文化研究所于1991年8月26日至28日再次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范围内的比较宪法学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法律院校、科研机构和政法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学者五十余人出席了研讨会。与会者就比较宪法学的一般理论问题和研究方法以及比较宪法学若干专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研究人权理论——人权理论研讨会综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的人权理论研讨会于1991年6月18-21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的近七十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双百”方针，着重从法学的角度对人权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研究。     

直面“三个挑战”:衡阳贿选事件的法理透析

本文从《人民日报》披露的"衡阳贿选事件"相关信息出发,结合湖南人大网、衡阳市人大常委会网等网站所发布的与"衡阳贿选事件"相关的资料,对"衡阳贿选事件"的事实状况进行了全面和系统地深度整理,梳理出一些更为完整的关于"衡阳贿选事件"的重要信息和资料。基于这些深度挖掘的信息和资料,本文详细地论证了《人民日报》对"衡阳贿选事件"定性为"三个挑战"(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挑战、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挑战以及对党纪国法的挑战)的正当性依据。继而本文又全面和系统地分析了"衡阳贿选事件"发生的可能存在的各种成因,指出了"衡阳贿选事件"可能导致的需要学界和决策层高度关注的"宪法危机"问题。与此同时,本文又从我国现行宪法、组织法、选举法、代表法和刑法的相关规定出发,对如何在法律上妥善处理"衡阳贿选事件"在对人、对事两个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和建议。作者强调,一定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科学严谨地处理"衡阳贿选事件"所引发的各种复杂的法律问题,通过对"衡阳贿选事件"的善后处理来将坏事转为成反腐倡廉的动力机制,进一步提高执政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重大和复杂的反腐败问题的执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