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迎接五十年大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天,我从一早就置身天安门广场西北角,中山公园门外筒子河边的机关队伍里,直到下午散场。我有幸和几十万北京人一起现场目击了一次重大的历史性典礼。 1959年十年大庆,我在渤海边一个收容劳改人员的农场里,为无缘观赏北京十大建筑而遗憾。 1969年,在京郊农村,我是“文革”“清(理阶级)队(伍)”中被视为“不安全因素”,在10月1日从北京遣送出城的。只有1979年这个逢十的的国庆,我以“恢复名誉”后的公民身份,同家人一起,融融泄泄地度过。     

谁来护法?

我对沧州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在特殊的年份我曾以特殊的身份在那儿勾留过.听说蒋子龙是沧县人,我问他是哪村的,他说窦店,我说我在姜庄子住过,离你们家八里地,我家文秀住窦店.他说我怎么不知道,是哪一年?就是反右以后干部大举下放的1958年,原来那一年他已经参军走了.我是戴上帽子的右派,罪状之一是替某一个后来也成为右派分子的大学生抱过不平,出主意说,你可以写信给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监委申诉,这就是“挑唆”右派分子向毛主席猖狂进攻了.到达沧县城关那一晚上,在狭窄的剧场看了京剧《宋士杰》,听到     

谁在保护假药劣药

试问,就以假劣药品为例,这种轻则误事,重则致命的害人之物,怎么成为“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单位”的“局部利益”之所在?如果一级地方政府(所谓部门、单位也多是从属于政府的吧),把自己的“局部利益”同制售害人的假劣药品联系起来,这还仅仅是失职?这还仅仅是轻描淡写的党风不正?——“够用吗?”这种对制售假劣药品的违法     

扩大知情面

审判陈希同的电视专题片有一个镜头,从竖着“军事重地,闲人免进”标牌的小路转进,到达因陈希同“玩忽职守”以致王宝森动用大额公款修建起来的两座别墅之一。当然不可能凡是竖有这样标志的地方,都是犯罪者藏垢纳污之地,但这样的表里不一,确实给“军事重地”蒙上不洁之名。这使人想起挂着军车车牌的卡车走私——谁能一眼辨出是真军车,还是     

同情高检

我同情高检。高检是谁?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有人写文章说,希望报上的批评性读者来信能有下文。殊不知连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决定,一个省里也竟能拖延两年多顶着不办。     

杂文到鲁迅已经写完吗?——夜读抄

鲁迅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诗到唐代已经写完。我也确有这样的体会:常常在某一景况里,忽然“情动于中”,形诸语言的却不是自己的诗句,而是前人的例如唐人的一句诗,并且竟那么贴切;一千年前的古人已经先得我心,那就不用自己搜索枯肠去炼字造句了。称道好文字,爱说是写出了“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于是对我认同以至倾倒的好诗,尽     

我们应当记住闻一多

听说,在台湾,40年来,对闻一多的著作是绝对封禁的,对闻一多其人其名也是讳莫如深。因此40多岁以下的知识分子,甚至作家、诗人,对闻一多这个学者、诗人都感到很陌生。 专制的权势者,希望从肉体和精神直到身后的声望上消灭自己的对手,这是一般规律,可以理解的。     

一个关键词——关于“可杀可不杀”

我在这里向读者推荐李庶民先生的一篇杂文,题为《什么叫“可杀可不杀”》,登在6月5日浙江省政协主办的《联谊报》上。李先生我不认识,但这篇文章有助于对法治观念和法治实践的思考,很值得关心法治的人们一看。文章论及,“可杀可不杀的不杀”并不意味着政策的宽大,“可杀可不杀的要杀”也不说明严打力度的增强;关键不在“可杀可不杀”,而在“该杀不该杀”,而“该杀不该杀”应有法律的界限,“可杀可不杀”则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可杀可不杀”的命题本身就包含了极大的随意性,不是基于某行为主体是否犯了依法该杀之罪,而是取决于对其罪行以外诸多因素的考虑。     

群众有气怎么办?

有所谓体制内体制外之说,征询及我,我说我自然是属于体制内的。如果说,忧国忧民,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们在“瞎操心”这一点上并没有大两样,而同样好像“瞎操心”的忧党,恐怕就是体制内人所独有的了。记得80年代初期,我随同一个体制内的团体,支用体制内的公款,到河南的兰考去,一则怀旧,缅怀体制内树为楷模的好干部焦裕禄,二则怀新,参观一下体制内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的新貌,归根结底是为了向我们并通过我们作体制优越性的宣传吧。其间,顺道上开封古城参观。有一天我们这一群人上了黄河大堤,瞻望一番之后,回头下堤。有一段下坡土路,维持秩序的人让我们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