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大代表概念溯源与辨析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完善。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据代议制的理念构建的。人民通过选举产生代表并授权代表大会组织政府,政府(包括人大和"一府两院")各部门之间分别掌握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在我国这种代议制体制就是人民通过选举他们的代表来实现对政府各个部门进行控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各级人大代表的参政议政、履职状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这个制度的运行和绩效。不过,对于人大代表概念的认识包括其来源的认识其实并不完全清楚或清晰,有必要进行溯源与辨析。     

可治能力与基层治理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点议题是基层的治理能力。而讨论治理能力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基层各主体的可治能力的问题。本文旨在于提出"可治能力"概念,以此来探讨基层治理如何可能的问题。此概念将起到一个解释性或分析性的功能。     

干部考核制度在变脸

从强调主观性的政治态度考核转向对具体的、可衡量的和量化的指标考核改革开放30年来，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在加强和改进干部考核特别是实绩考核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创造出更多的群众参与形式

当权力运作公开时,用人问题上的腐败就会大大减少人民论坛记者: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有力遏制了跑官要官现象,在一定     

“新政协”召集过程中的协商民主实践及启示

＂新政协＂的召集过程是中国民主政治历史上一次难得的试验,它具备了协商民主的基本特点和价值理念,为新政权的诞生奠定了合法性的基础。文章试图梳理和挖掘＂新政协＂召集过程中的协商民主实践,概括其作用和特点,并在此基础上,为我国当前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建设提供些许借鉴和启示。     

先富群体对社会贫富差距状况的认知:浙江之调查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贫富差距主要从客观的指标尤其以基尼系数来测量与分析,但较少从人们的主观感受、认知来认识,尤其对于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得益的先富群体究竟如何看待社会贫富分化,并没有什么较为实证的调查资料、数据来回答.而社会贫富分化到何种程度是同人们的主观感受有关联的.本文旨在以作者于2004年9月在浙江所做的问卷调查资料来揭示出先富群体对社会贫富状况的认知,即先富者如何看待与分析目前中国社会贫富分化情况.文章的基本结论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得利的先富群体也认为社会贫富分化严重,而造成这种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是社会制度性的因素例如分配制度.     

目的·条件·功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

本文主要讨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目的、条件及其功能.论文首先讨论了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目的,指出先富群体政治参与的主要目的在于参与政治过程,获得政治权力,维护和扩张自己的经济利益.接着文章分析了当前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有利条件和社会基础.最后论述了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功能,指出这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民粹主义:概念界定方法之比较

民粹主义近来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欧美国家兴起,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对民粹主义的概念尚未给出一个清晰且统一的定义。有学者认为民粹主义概念的不确定性源于其所指现象的复杂性、概念历史的时间性、研究背景的差异性等情况。历史法、归纳法和归类法从不同的定义逻辑方法出发所界定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具有显著差异,从而导致了这一概念的纷繁复杂。通过对三种定义方法在界定过程、概念特征和具体研究方法等维度进行比较分析,我们认为三者具有各自的特征、优势和局限。依据一个初步构建的评价标准体系,归类法界定的类型学概念在准确度、简洁性和稳定性三个维度中所获得的综合分值最高,其界定的概念也更易被操作化测量。在实证研究领域,民粹主义的概念性定义需要转化为操作性定义,这为在具体研究议题上寻求概念的共识性提供了可能。     

再思大部制扁平化改革：基于浙江省龙港市改革的经验

大部制扁平化改革可谓是一波三折，步履艰难，目标远远未能达成，甚至出现了“逆扁平化”现象，但诸多努力一直未中断。通过对中国第一家镇改市温州龙港市的大部制扁平化改革的实地调研可以发现，改革的进展与成就及其所存在的困境，受到宏观体制、干部认知和利益等因素的深刻影响。需要从改革的理想形态、政府职能差异化设置、考核的调整、社会建设、大数据技术运用等五个方面作进一步的策略性思考。     

城市社区治理“女性化现象”特征和情感导向机制——基于杭州市临平区南苑街道的案例研究

女性成为社区治理的主要参与者，由此产生了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女性化现象和趋势。本文以杭州市临平区南苑街道四个社区的社区治理实践为基础，分析形成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女性化现象的因素，归纳柔性化角色特征与相关行为，关注情感作用的机制。研究表明，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女性化现象主要同制度和文化两个因素相关联；同男性社区工作者相比较，女性化情形下的社区有着柔性治理的趋势，女性强调的是协商和合作，注重互动、文化和人文关怀，关注社区成员利益和需求，在社区治理中更易形成情感导向行动策略；通过五个情感要素(结构性、情境性、自我实现性、关联性和内部获得性)的积累和机制作用，推动了社区情感导向的治理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