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平衡模式:居委会“两难困境”的破解

目前,服务型政府建设加快了政府职能社区化进程,居委会负担过重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围绕居委会减负而开展的社区体制改革,使居委会建设面临两难困境:要么过度行政化,要么再度     

"转代理":转型期低收入社区居委会自我"减负"的行为模式--武汉市X社区"门栋自治"的背后

本文的基本假设为在社区行政化的背景下,社区居委会在应对无法承受之重的社区事务的挑战时,主要存在"逃避"、"合作"、"抗争"、"转代理"等四种自我"减负"的策略选择;但在社区阶层化条件下,"转代理"策略是低收入社区居委会自我"减负"的一种相对经济和现实的行为模式.本文以武汉市X社区为个案,从正、反两个方面在经验上对该假设进行了验证.     

城市农民工社区文化参与及其相关性因素分析——以武汉市为分析个案

本文是以武汉市为分析个案,通过实证调查,分析农民工社区文化参与状况及问题,揭示农民工社区文化参与问题的实质、根源、相关因素,就扩大农民工社区文化参与需求、权力、机会、能力,提出对策建议。     

"门栋自治":社区自治的新拓展

"门栋自治"作为武汉市江汉区社区建设的一个"品牌"已经引起了各方关注者的兴趣.2005年4月,笔者通过问卷调查、访谈、文献调查等形式对该区小夹社区的"门栋自治"进行了深入调查.     

社区管理:多元互动网络--以宁波市海曙区郡庙社区为例

社区逐步替代单位 ,成为城市社会的基本单元 ,成为居民参与社会管理和享受政府公共服务的主要场所 ;社区不仅是改善政府管理的平台 ,也是培育社会自治能力的平台。社区系统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动态性 ,要求社区管理体系自身具有动态性和灵活性。社区管理体系不能沿用过去那种垂直网络 ,而应建立横向网络。     

自治共同体的权利认同--对一个拾荒者社区的考察

拣破烂者往往是社会最低层的代名词,但就是在这样一个群体中,自然生长出一种自治秩序,部落内部成员之间以及他们与外部权利主体之间自愿缔结契约关系,在互动中形成共同体(破烂王"部落");适应城市社区建设需要,破烂王党支部成立,破烂王部落的权利认同由体制外进入体制内;部落成员与社区居民形成互惠性的政治关系,双方在互惠中增进信任,培育互助和自治能力,积累着社区发展的社会资本.     

“社会主义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999年10月18—21日,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和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社会主义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隆重举行。参加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共有60余名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的专家学者,他们分别来自中国、奥地利、美国、希腊、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其中有14位外国学者和40余名中国学者。这次学术研讨会,本着学术民主、勇于探索的精神,围绕“社会主义与21世纪”这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正如《会议小结》…     

中国城市社区自治:一条中国化道路--演变历程、轨迹、问题及对策

社区自治不是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而是居民权利表达与实现的制度安排和过程.社区自治是一个多元的权利与权力的生态链.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程,初步显示出一条中国化道路:从"小社区局部自治"到"小社区全面自治",再从"小社区自治"到"大社区自治".     

论城市社区民主的制度结构--以武汉市江汉区社区建设实验为例

城市社区民主建设应根据宪法和居组法,创新具体制度,这是培育社区自治与优化城区政府管理的根本因素,也是推进整个城市管理体制民主化与法制化的基础工程.     

社区自组织与社区治理成本——以院落自治和门栋管理为个案

社区治理成本过高,成为制约许多地方进一步推进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瓶颈。本文以W市院落自治和门栋管理为个案,运用自组织理论对社区治理成本进行分析。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证实了社区自组织程度越高,越有利于降低社区治理成本这一理论假设。从而得出结论:居民以信任和合作来治理社区比政府主导社区绩效更大。因此要减少社区治理成本,还必须以现代公民社会即居民自组织网络发育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