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的委托鉴定工作及其规范化 —基于《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分析

法院的对外委托鉴定工作关系到鉴定质量与司法公正.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中委托鉴定审查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分别强化了法院对鉴定事项、鉴定材料、鉴定机构、鉴定人、鉴定意见的审查以及对鉴定活动的监督.上述审查与监督措施,主要基于法院立场对鉴定机构、鉴定人进行制度管控,并呈现出明显的技术化特征,这难...     

刑事法官与鉴定人事实认定的比较与整合

与刑事程序中其他认知主体相比,法官与鉴定人的事实认知要求、达到的认知标准最高,两者在事实真相发现的程序、实质内容方面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但法官与鉴定人的事实认知,存在若干重大区别,加之法官毕竟是事实发现的最终认定者,其仍然面临着审查鉴定结论的重重困难,受到科技知识的各种挑战,因而有必要将法官与鉴定人对事实认定权力进行整合。     

当事人启动重新鉴定的行动策略——兼论刑事重新鉴定启动机制的合理化改革

基于中国刑事法律的规定,当事人向侦控机关与法院申请重新鉴定,而至于是否被许可,则由三机关自由裁量。因申请主体与决定主体的二元分离,二者之间难免产生对立与冲突,故当事人为自身之利益而在实践中展现出系列行动策略,其目的是为了说服、甚至支配办案部门启动重新鉴定;该行动策略反映出当事人不满官方鉴定意见的案件结构特征。然而,当事人行动策略的恣意、非法、甚至暴力．说明中国目前的重新鉴定启动机制需要适当变革．以减少乃至限制当事人不合理的救济方式。     

我国毒品犯罪治理的方向与措施

我国毒品犯罪总体处于国家可控范围之内,但形势较为严峻。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打击的毒品犯罪案件数、抓获犯罪人数与缴获的毒品量一直呈攀高之势。多年以来,国家展开声势浩大的毒品犯罪治理,结果却是案件越打越多、犯罪人数愈抓愈多。毒品犯罪根源于毒品需求市场的强力拉动带来的畸高利润,同时毒品犯罪供应市场的独特结构与毒品犯罪打击的一些方向性偏差,又共同制约了国家毒品犯罪治理的整体效果。我国治理毒品犯罪无捷径可走,只有降需减供。这就需要扭转目前偏好毒品犯罪打击的评价体系,真正落实毒品预防教育,创新戒毒措施体系,提升与优化国家打击毒品犯罪的综合能力。     

论法官的查证责任与控辩双方证明责任的边界

中国刑事审判中法官具有调查证据的必要,其目的是澄清心证与查明案件事实,甚至必要时对被告进行客观照料。但是法官的查证责任并非是承担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责任,而是同控辩双方尤其是控方的证明责任存在严格区别。因此,有必要对法官的查证责任与控辩双方的证明责任进行边界划分,只有在控辩双方履行必要的证明责任后,且在特殊的条件下,刑事法官方能依职权调查证据。     

论中国刑事法官对被告的客观照料义务

1996年中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确立的"抗辩式"庭审制度,因被告方庭前取证难、阅卷难,导致审判时举证、质证能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若仅仅强调法官的消极、形式中立,难以使被告认同最终判决。故有必要赋予法官庭审时对被告的客观照料义务,不仅履行其对被告的消极尊重,尚需实现其对被告的积极照料。且法官对被告适当的客观照料,并不会导致其中立地位的丧失,反而能实现积极与实质中立。其客观照料义务体现在对人证进行补充询问,引出有利被告的证据信息;依职权或申请调取有利被告的新证据;并在特殊条件下,庭外保全、调取、核实有利被告的证据,从而确保控辩双方庭审时的实质平等。     

中国刑事案件中的涉鉴上访及其治理

在中国刑事程序中,涉鉴上访现象频频发生,且相对集中于死亡原因、损伤程度等法医鉴定领域,它被当事人视为不满公安、司法机关鉴定意见时最常见的诉讼外救济措施和抗争策略。然而,涉鉴上访,尤其是重复上访、越级上访、多头上访等形式,却颠覆了程序自治,使案件争议久拖不决,司法权威一落千丈。涉鉴上访存在的众多问题在实践中固然有一定合理性,但目前却亟须国家重点治理,其核心措施在于建立"过程导向信任"的鉴定机制,利用程序的开放性与主体的多方参与性,吸纳与化解当事人对鉴定过程与结果的不满;将当事人上访作为例外的"底限救济"权。     

刑事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反思与重构——基于当前刑事鉴定争议类型分布的研究

新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专家辅助人制度,被誉为一大制度创新.然而事实上,专家辅助人的身影在刑事程序中早已出现.他们由当事人聘请,在一些社会影响大、争议不断的案件中,监督、见证侦查机关的鉴定过程,成功地化解了当事人不满,避免了重复鉴定.而当前法律仅规定专家辅助人在庭审阶段,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应该说,该制度的功能是有限的.因此,在职权鉴定格局无法更改的既定条件下,相关法律需回应司法实践,扩大专家辅助人参与的阶段与权限,使其提前介入侦查机关展开的部分重大案件的鉴定程序中,方能有效解决鉴定争议,节约诉讼资源、提高办案效率.     

中国司法鉴定救助制度实证研究

中国司法鉴定救助制度的实践运作虽时日不久,但却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披露出一些典型案例.它们与一些鉴定机构、法律援助部门的统计数据共同说明:目前鉴定救助成规模性的兴起是2006之后,并主要发生于民诉领域,而其中特别凸显诉前鉴定救助；同时,司法鉴定救助大多发生在因交通事故、工伤等引发的伤残鉴定,且受援主体主要是农民或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司法鉴定救助的现状是与当前鉴定制度的改革背景、法律援助的多年经验,以及其它特殊条件共同促动的,虽然它目前存在不少问题,但对其进行实证研究,却能开启进一步的变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