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一党执政的意识形态之维——越南开展胡志明道德榜样学习运动的经验与反思

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宣传和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近年来,越南共产党持续开展"学习和践行胡志明道德榜样"运动,不仅成为越共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成为巩固执政地位的思想基础。越共将"学习活动"与思想政治教育、反腐败和密切干群关系有机结合;通过组织动员和广泛发动,成为覆盖全党、全军、全民的思想道德学习活动,构筑了有效执政的意识形态防线,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背景下,共产党应当通过创新学习形式,更新学习内容,强化宣传效果,探索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新路径。     

分化、断裂与整合:我国“二代”现象的生成与解构

代际更替与二代现象的形成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体现。当前二代阶层内部分化剧烈,一定程度上出现阶层固化与断裂、阶层抱团以及阶层对立等争议和现象,从而对政治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确立代际正义,整合二代阶层间的利益诉求,拓宽阶层流动的渠道,是化解这一现象的政策选择。     

私营企业党建的困境与方向

私营经济的发展使执政党的组织建设面临新的环境,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以及基层党员的管理受到冲击.为了积极拓展党组织在新经济组织当中的覆盖面,执政党通过资源调动、设立党建指导员以及灵活的组建模式来推动私营企业的党建工作.然而,当前私营企业党建仍然面临私营企业主、党员职工以及领导干部错误认识的多重阻力,要有效推进这一工作,需要从认识、组织结构和功能等方面作出适应性调整.     

大数据政治的兴起、应用与治理

大数据挖掘和存储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交媒体的建设和普及以及政治竞选的商业化走向，共同推动了大数据政治的诞生。大数据政治涉及“谁得到、何时得到以及如何得到”等基本问题。政府公开数据、选民信息数据、商业交易数据、社交媒体数据、科学调查研究数据、自愿透露数据与间接推断数据、潜在数据和用户生成数据等多样化数据，构成了一个庞杂的大数据政治信息库。如何获得更广泛的数据，如何构建更高效的数据分析模型，如何更精准地应用大数据进行微观定位，成为大数据时代争夺政治市场份额的关键手段。大数据的政治属性体现了“谁得到”数据的关键性，也决定了对于加强大数据政治治理的必要性，需要明确大数据政治的应用导向，规范政治数据的应用范围，强化大数据政治应用的技术治理等。     

超大城市基层减负增效何以实现——基于党建引领街道—社区职责异构的解释

党的二十大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基层治理目标。人口基数大、社会流动性强的超大城市如何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实现基层减负增效，成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共同议题。从实践来看，超大城市的基层减负增效并非不可实现。松岗街道—社区职责异构的基层治理改革实践可以成为分析党组织在超大城市基层减负增效中作用机制的样本。超大城市人口流动量大、经济社会多元，基层组织权责倒挂、社会自主性缺失和强烈的问责担忧成为掣肘基层减负增效的困点，打破体制机制桎梏、补齐社会短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基层党组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集中体现为：发挥领导优势重塑街道—社区工作关系，以“管治二分”厘清职责边界、提升联动协调效率；发挥政治优势以党员积分服务弥合城市管理与社会治理缝隙，缓解基层组织的问责担忧；发挥组织优势以基层党建社会化建构社会自主性，理顺党组织与行政系统、社会力量之间的优势互补关系，使基层组织摆脱职责同构和社会“失灵”的困局。最终，党在组织上的嵌入引领与实质性有效治理的统一将得以实现，进而形成多元主体协同的现代化基层治理体系。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新变化：基于政党功能视角

政党功能是理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演化的重要线索。从中国城市社区创建迄今，社区党组织的功能不断转换，从突出组织覆盖和党员吸纳的政党嵌入，到推进资源整合和组织协调的政党整合，再到全面强化领导权威和权力运行的政党引领。这一演化的深层逻辑在于中国共产党对城市社区属性认识的不断变化，从定位为自治社区到突出治理单元，再到强化执政根基，执政党日趋关注城市社区所承担的国家治理与党执政的使命任务。由于城市社区是集自治社区、治理单元、执政基础多重属性于一身的复合性场域，因此社区治理既需要强化社区党组织的引领功能，还需要发挥社区多元主体的共治功能，需要平衡好政党科层化与政党社会化、组织共治与形式主义、兜底治理与社区共治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