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治理变革中的公民参与及责任体系建构

自 2 0世纪末在中国兴起的治理变革已使公民参与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影响来看 ,中国在治理变革中的公民参与有其特点 ,并导致公共责任相关链接的形成。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6W”追溯法——一种源自执政党战略决策的视角

新年伊始,“保先”活动在全国县以上党政部门陆续开展起来。为克服形式主义的弊端,如何使“保先”教育运动取得实效?本文运用当代西方战略决策中6W追溯方法,将其进行了全方位剖析。     

美国公共管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跨组织整合趋势

9.11事件之后,特别是在次贷危机后,美国公共管理发生诸多变化,美国政府由私有化管理的新公共管理思维转变为实用主义主导思维。通过在纽约、西雅图、印第安纳波利斯、华盛顿等市的实地考察,各种证据表明美国政府、企业和社会三方在社会冲突处理中的角色与功能显著增强:一方面,美国政府增强了公共管理和服务的主动性,参与公共事务的范围扩大、程度加深;另一方面加大了对NGO的支持,进一步发挥民间组织的服务功能,因而在公共管理与服务方面呈现出国民共进的综合治理发展趋势。     

我国推行公安文职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公安文职制度是一种新的用人制度,目前我国尚处在探索和起步阶段。我国推行公安文职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公安文职人员的法律地位难以准确界定;岗位设置跟不上,易导致新的人浮于事：人员流动性大造成工作衔接不畅;缺乏特殊民警退出机制导致转岗置换难度加大。为此,我国应建立健全公安文职制度的相关法律和制度,采取科学的公安文职人员用人模式和管理方式,并设计多样化的文职人员职业上升通道和发展空间。     

我国面向公众的电子政务需求内容研究

从需求的角度出发,根据建立的面向服务对象的电子政务需求内容调查体系和统计识别模型,对面向企业和居民的公众服务型的电子政务需求内容进行信息收集与分析,对相关用户的服务内容进行分析与评价,寻找并分析影响企业和居民的电子政务需求的重要因素、服务内容和迫切程度,确定用户真正需求和迫切需要的服务内容,从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中理论与实证相结合,采用了头脑风暴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     

我国面向公众的电子政务需求识别

从需求的角度出发,提出并建立面向服务对象的电子政务需求内容调查体系和统计识别模型,并对电子政务用户(包括企业和公民)的最终需求信息进行采集.从地域、行业、年龄的角度对目前我国公民的电子政务意识进行了调查统计,分析了影响我国公众的电子政务需求的因素,并对我国电子政务发展提出针对性的建议.研究中理论与实证相结合,采用了头脑风暴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     

统合治理与县域议事协调机构的运行机制创新研究——基于西北H县的案例分析

与传统科层制的“条块”统合和“块块”统合不同的是议事协调机构通过“条条”统合的方式实现了县域治理的创新。本研究基于条块关系理论,构建了议事协调机构统合治理的分析框架,并结合对西北H县议事协调机构的案例分析,解析了“条条并举”发包制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议事协调机构通过权威性传导机制、层级协调机制、压力缓解机制、急难事务应对机制形成了议事协调机构特有的统合治理逻辑,逐步降低了县域在压力型体制下所滋生的治理负担。这种议事协调机构的统合治理为县域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和治理机制的创新。因此,在县域治理过程中,议事协调机构的统合治理的现实功能表现为,通过条条关系的有机整合来弥补依托科层制运行的传统行政发包制的不足,以此助推实现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德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探微

在新公共管理改革浪潮中,德国属于温和型国家,其地方改革的原则策略选择与中国的渐进改革模式具有某些相似特征,即以法治为核心、以政府能力提升为目标、多价值平衡及公民间接参与为主直接参与为辅。在改革内容上,表现为公共服务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体制改革包括机构精简(含组织流程再造)和地方政府区划改革,机制创新包括公共服务提供系统的重新设计和公共物品生产方式的重大变化。体制改革的直接价值取向是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绩效和强化公共部门的服务能力;而机制创新的直接价值取向则是创设一种新的治理文化,最大限度地动员市场和第三部门参与地方性公共服务的生产,让地方政府"瘦身",实现公共服务生产与供给的可持续性。     

论"治理"视阈中的地方和谐社会构建

社会和谐从纵深角度体现为地方治理、国家治理乃至延伸到全球治理的和谐,因为信息时代已使庞大的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一个局部的骚乱很快就会对全球政治格局产生影响。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要将地方治理的绩效作为其程度衡量标准。只有负责任的官员与具备积极参与精神的公众怀着共同的愿景共同努力,让地方治理达到或接近“善治”的程度(地方和谐),社会和谐才能得以全面呈现。     

"民德"界定简论

随着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崭新局面的全面深入地铺展,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的日臻完善,中国在不经意问便步入了一个伟大而艰巨的历史变革的时代,社会亦由此进入转型期。这场变革在精神领域打下的深深烙印就是传统伦理[1]的崩溃与突变,进而导致社会对新的道德准则的聚合与构建的迫切要求,而“民德”则在这栋新伦理大厦构筑中扮演着实质内容性与基础性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可以这样界定,“民德”不仅反映了时代性的社会精神风貌,而且代表了一种表征性与放射性的社会秩序甚而影射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以及继承与创新的精神。笔者由是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