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法观念的演变

相沿数千年之久的传统法观念在近代的演变,一直是学界的研讨的热点。但以往的研究多将注意力放在中西文化大规模冲撞的1840年鸦片战争、尤其是戊戌变法之后,忽略了此前明末清初时中国传统法观念的自我更新的萌芽。本文主要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尽管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规模有限,但其是中国近代法观念演变之始;第二,明末清初与1840年以来法观念的演变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路径;第三,在法近代化的过程中,既要重视吸纳外国的经验,又要重视传统资源的开掘,而目前对传统的开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中国法律史研究2007年热点之分析——以2007年发表的论文为中心

本文之所以以学术论文为今年热点之分析的重点,是因为2007年一年中,仅就笔者所见到的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论文有五百余篇,[1]这确实不是一个小数,与学术专著比较,论文更快捷地反映出了目前研究的热点.     

中华法系中“礼”“律”关系之辨正——质疑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某些“定论”

"中华法系"是在近代比较法研究中出现的概念,这个法系的核心价值观与根本制度是礼。但长期以来,学界在研究中将律作为中华法系的主干,而将礼束之高阁。有关礼的论述笼统而缺乏细致与具体,对礼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严重不足。正是这种几乎将礼摒弃在法研究领域之外的做法,使我们对中华法系产生了一系列误解。比如将"重刑轻民"、"以刑为主"归纳为中华法系的特点等等。在中华法系的制度构成中,律只是各种法律中的"一端",其地位与作用都远远不能与礼相提并论。但律在中华法系中确实又有其特殊性,这就是在礼的指导下,"律义"经历了一个由法而儒的演变过程。但这个过程恰恰证明了,在中华法系中占据主导与主流地位的是礼,而不是律。     

为离退休党员发挥余热提供平台

中国石油吐哈油田分公司现有离退休党员2000余名。大多数离退休党员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和大局观念,为企业的发展和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多年来,吐哈油田为离退休党员积极搭建发挥余热的平台。开展"和谐之光"老年志愿者公益活动。组织离退休党员开展"和谐之光"老年志愿者活动,为     

中国传统法的"一统性"与"多层次"之分析--兼论中国传统法研究中应慎重使用"民间法"一词

中国传统法自秦玉朝后,与高度统一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相辅相成,呈现出"一统"的特征,其主要表现在"律"的制定、执行和礼的价值观(法的精神)方面.在"一统"的前提下,传统法按其效力范围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其表现为古代社会中礼与法的多种形式.如礼所包含的朝廷的纲纪、社会等级、家法族规等;法所包含的朝廷各部门的规章、地方政府的宪规章程以至政府认可的乡规民约.鉴于中国传统法的产生背景及特征,本文认为在中国传统法的研究中使用"民间法"一词,即扭曲了西方社会学法学派有关"民间法"的定义,又不符合中国传统法的客观实际.     

中国古代的“权力”理念——兼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体与法律

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价值观与西方确实有着诸多的不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将＂权力＂视为治国工具,而西方先人一开始就对权力充满戒心。本文分析了孟德斯鸠、魁奈等西方启蒙思想家和梁启超等对古代中国政体的认识,并引申出一个问题,即如何定义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中西不同的权力理念源于对人性认识的差异。先秦儒家认为＂人性善＂,对贤人始终寄予希望;先秦法家则认为＂人性恶＂,主张利用＂人性＂,加强君主的权力。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则坚持以法治限制人性,制约权力。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权是一个畏惧、荣誉、品德兼而有之的＂混合政体＂,中国的＂传统法＂是＂礼与法＂的共同体。     

近代中国宪政的历史考察

从中日甲午战争后戊戌变法要求“维新立宪”．到1905年清朝廷仿效日本派出使节考察西方政治．继而在1908年颁行《钦定宪法大纲》，中国近代的宪政终于从精英的主张变成了朝廷的决策．从民间的呼吁变成了政府的行魂“宪法”、“立宪”等作为时尚流行的速度较之于“议会”大大加速。这种陡然提速的“宪政运动”，如果从观念上说，无疑有一种社会进步的气象。问题在于。宪政的发展自有规律。     

我国育龄妇女特征及其变化研究——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育龄妇女特征进行分析，并将其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我国育龄妇女规模缩减，年龄结构趋于老化，且城乡和不同区域间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受教育年限延长，但仍然存在较大的城乡差距；育龄妇女未婚人群占比增加，婚姻不稳定性增强，均表现为城市大于镇大于农村；“七普”时独居的育龄妇女规模较“六普”时扩大一倍，且主要集中在婚育高峰期；育龄妇女生育率在较低水平波动，分孩次来看，农村多孩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和镇。针对育龄妇女各方面特征及变化，我们应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     

关于法律史学科发展的一点想法

法律史学科在近三十年前是法学的领军学科，是时势使然；近年来法律史学科从领军地位的淡出，除时势因素外，还有学科自身研究的对象和特点的原因。但是，这个“淡出”决不是可有可无，或可以为其它学科所取代。一个学科的发展决定于其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在“经验社会”中，法律史作为“史”的依附不会遭到冷遇，而在发展迅速的商品社会中，“史”的社会意义和实践价值相对减弱，这也是法律史学科被相对冷遇的原因。“法律吏”今后的发展，应多突出其学术性。它研究的是历史，寻找的是规律，探索的是未来，有时它仍然可以用来解释或警戒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