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行为与制度——政治科学的现代性根基

本文原题为Encounters with Modernity,选自罗德斯(R.A.W.Rhodes)等主编的《牛津政治制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塞缪尔·毕尔(Samuel H.Beer)1911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1932年在密歇根大学毕业后赴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攻读中世纪史硕士学位,1938年至1943年于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其后执教于哈佛大学并任政治学系主任,1976年至1977年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2009年逝世于华盛顿特区。毕尔教授长期致力于比较政治学、美国联邦主义与英国政治研究,在英美政治比较领域取得开创性成就。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曾在《美国政治》自序中谈到该书灵感缘起于博士答辩时,毕尔向其提出的有关政治思想同政治制度关系的问题。霍尔(Peter A.Hall)数次回忆毕尔在指导其博士论文中闪现的学术思想,指出毕尔重视制度的文化向度有助于联结政治科学的新旧制度主义,并对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产生深远影响。2005年,毕尔教授应邀写作本文时已逾94岁高龄,他在文中回顾自己步入政治科学与比较政治学的历程,将自由心智界定为现代性的伦理基础以及现代化进程的统摄力量,从而论证自由主义理念与民主政治实践的相互塑造。透过毕尔对其学术人生的自述,以及文中展示的二十世纪英美政治演进轨迹,可以看到黑格尔、格林、罗伊斯的观念主义传统,怀特海、杜威的过程哲学及逻辑主义传统,韦伯、帕森斯、阿尔蒙德的文化主义传统,白芝浩、威尔逊的制度主义传统,以及英美新工党和新民主党第三条道路政策主张,是怎样融入毕尔的思想和经历当中的,他针对思想创化、个人自由、政党发展、社会联结、国家整合提出的一系列深刻洞见也因此更富亲切感。     

警惕基层陷入“数字减负”形式主义怪圈

近年来,基层减负工作中出现了数字减负形式主义新变种,以数字挂帅数字变通数字工程为突出表现。其炮制减负工作假象、增添减负工作负担、干扰减负工作开展,导致公共权力错位、基层治理缺位、政策落实空位。数字减负形式主义的产生具有多种原因。数字减负形式主义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从权责相当、职责清晰、究责完备、督责有力四个方面为政绩观复位、为责任心补钙。     

科层制负面效应的表现与治理

官僚组织中科层制的反功能表现为本位主义与力不胜任、沟通不畅与监控不力、组织僵化与墨守成规、士气低落与职业倦怠、机构膨胀与激励失灵等倾向,并在现实当中呈现出安于现状与裹足不前、奉命唯谨与变通执行、慎事畏口与争功诿过、照章办事与不适时宜的弊端,对此可从人员、组织、责任三个角度提出治理对策。     

土耳其总统与中国女孩

在李先念主席和夫人林佳楣出访土耳其的前夕,上海第三女子中学十三岁的女学生王晴给土耳其总统埃夫伦爷爷和总统的外孙女阿伊查各写了一封信,并把她被评为上海市三好学生而获得的一枚奖章,一起托林佳楣带到土耳其,送给埃夫伦总统。王晴在信中表达了她对他们的思念之情,她对埃夫伦爷爷写道:“您这么关心我,我一定勤奋学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行政区划调整的空间治理机制

行政区划作为权力结构和行政体制的空间投影,调整行政区划是塑造空间治理格局、提升空间治理能力的重要基础和必然要求。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的制度供给、治理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发挥的支撑关系,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在现代化背景中的治理意义,要求持续优化行政区划体制。行政区划调整蕴含空间生产和尺度重构的价值功能,有利于规范国家治理中的权力运作,保障社会主体的权利行使,并通过均衡资源配置来增进空间正义。根据行政区划的实质内容及空间治理的价值目标,推进新时期的行政区划调整,需要集中处理好政府改革与社会治理、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地理区域与制度场域、本土实践与域外经验这四组关系。     

多措并举把握青年干部成长“黄金期”

<正>人民论坛：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年轻干部的成长有着怎样的规律？刘帮成：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干部成长无捷径可走,经风雨、见世面才能壮筋骨、长才干。”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接棒人”,他们的成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从一个刚入职的普通青年成长为堪当大任的领导干部,需要完成从思想到行动、从理论到实践、从品德到作风的系统全面转化。     

国家纵向治理体系建设的责任意蕴、制度优势及治理效能

国家纵向治理体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性工程。推进国家纵向治理体系建设,不仅是健全国家治理制度架构、提升国家治理整体效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熟定型的重要保障。从责任与治理的内在关联来看,责任政治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原则与价值理念,不仅能为国家纵向治理体系提供必要的组织基础和权力结构,而且能在规范各级政府的治理实践中优化纵向治理格局。构建权责一致、职责分明、究责高效的责任政治形态,是国家纵向治理体系建设的价值旨归与重要目标。契合责任政治理念的国家纵向治理体系,在增强国家治理的垂直贯通与多级协同、调节有序治理与有效治理的内在张力、推动治理主体的协商对话与通力协作方面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持续推进各级党政部门的权责结构优化、职责范围界定及失职问责追究,是新时代国家纵向治理体系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有力举措。     

试论新时期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的进程中,建立和健全了一系列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集中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制度的优势和特点,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成功实践,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和辉煌成就,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价值和深远意义,必须坚持和完善。     

党史上容错机制的演进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容错机制建设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容错传统、理念与原则不仅在体现特定时代的背景特征与任务要求的过程中,明确宽容立场、包容对象、辩证意蕴与目标导向,而且构成了后续阶段容错机制成熟成型的历史资源和实践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容错纠错机制建设朝向制度化方向不断发展,容错与激励、纠错等概念的关系界定愈益明确。     

领导干部的哪些思维亟需“上云”

新时代领导干部实现新担当新作为,应顺势而为、蓄势而发、乘势而上做到思维“上云”,不仅要主动学会最新的科技知识、积极应用最新的科技成果,还要在持续转变观念的过程中,发挥“云思维”的创新性、开放性、跃迁性功能,以取得各项工作切实高效的成绩。领导干部的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精准思维应与云端优势密切结合,并在工作中通过充分发挥效能而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