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协商治理研究之成绩、问题与应对——一个学术规范角度的考察北大核心

西方协商治理理论对于当代中国协商治理研究具有先在性,协商治理研究不能无视对西方协商治理理论及其适用性的研究。一定意义上,实践层面,中国对协商治理理论的适用更多是体现在倒逼现代国家建构层面上。现有当代中国协商治理研究除了取得一定成绩外,存在着泛化与不足、西方与本土处理不当等问题。协商治理研究需要注重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平衡、普适性与特色性的协调、全局性与差异性的搭配。构建中国协商治理话语体系是应对当代中国协商治理研究中存在问题的可能之策。     

和谐社会构建中政治妥协的价值支撑与通达要件——一种基于宽容的交融解读

通过历史视阈的分析可以看出,一定意义上,宽容为政治妥协提供了价值支撑,政治妥协则是宽容的具体体现和展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指称一种"和而不同"的社会形态.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必须贯彻宽容的理念,采取政治妥协行为.通达宽容与政治妥协必须积极促成独立的行为主体、多元的社会结构、健全的制度框架等要件.     

“国之大者”：演进历程、学术建构与话语逻辑

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的“国之大者”逐步形成了“一概念一话语”的出场形式,即“国之大者”这一标识性概念和“国之大者”及其他概念组合衍生而成的话语。作为标识性政治概念,“国之大者”经历提出、形塑与发展的演进历程,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科学内涵和话语体系。在学术建构中,“国之大者”被阐发与解读为党和国家所关心的“大事”“大计”“大略”“大思”的根本问题以及“经邦”“纬国”“济世”的价值追求。中国政治话语中的“国之大者”具有相对稳定的概念内核,呈现出三种类型的表达方式与三个层次的使用形式。守正创新是“国之大者”话语生产的内在机制。理解“国之大者”是把握党中央与党的领导干部、党中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关系的密钥。     

两种意识形态理论的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一个分析框架构建的初步尝试

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分析框架的构建是着力使研究向着树立"问题意识"与"规范意识"角度前进的尝试。这一研究需要从意识形态理论的历史流变着手,首先着力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同时,要剖析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生存世界的建构;比较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冲突、契合与互补,探讨超越的当代必然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比较研究的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相吻合的。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比较研究,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进一步推衍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原则,是比较研究的必然结论。     

新时代协商治理:内在机理与基本立场

当前,学界仍然需要对“治理”做中国情境的整全性探讨以克服现有研究中存在的碎片化倾向。要树立规避低水平重复研究的学术立场,特别要进一步深化对新时代中国协商治理之本土化因素及其核心指归的梳理,凝练基于学术的中国协商治理之基本指导的理论精义,建构一种适应性的本土概念与理论体系,探索底线性的协商治理理解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使命。基于此,以什么形式实践协商治理,应交由党领导人民去完成。同时,要科学把握西方治理嬗变、理论适用性及其困境,科学认识治理中国方案的定位、中西方治理的本质差异及其体现。对协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及其超越性之内在机理的研究,是解释与建构的尝试,是对情境的宏观考量,亦是阐明研究立场与实践立场的过程。     

政府能力流失及其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救治

政府能力的流失会造成政府对社会有效控制的弱化,使政府的权威下降。政府必须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自己应该做的事中去,将工作中心重心转移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定位为"服务型",只有这样,才能救治政府能力流失。     

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思维方法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运用科学思维方法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守正创新。习近平总书记以丰富的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围绕新时代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成为一个科学严谨、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探究这一思想蕴含的科学思维方法,不仅有利于总结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的经验,也可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借鉴。     

权力的文化网络与现代国家的成长——以杜赞奇的解说为切入点

现代国家（modern nation-state）是广大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指向。社会转型时期，如何通过“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构建现代国家对于当代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东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本文以杜赞奇的解说为观察点，通过对“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诠释“国家政权建设”新范式的分析，试图把握当代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些许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