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县长的工作方式与工作作风

工作方式与工作作风,既是一个领导者工作面貌的具体表现,也是其精神面貌的客观标识。陕甘宁边区县长,以其平民化的形象、民主化的作风和实地化的领导,展示着他们亲民之仆的工作形象和勤于治事的工作作风。长期的革命斗争与乡村生活,造就的吃苦耐劳的工作方式和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不仅在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大舞台上留下了他们深深地印迹,而且也成为中共在战争年代的一个时代标杆和革命象征。     

捡到钱物，索要“辛苦费”该不该？

捡到钱物、索要辛苦费之案例赵女士今年50多岁,家住郑州市金水区石油公司家属院。     

“寄血验子”: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

正随着国内不少省市单独二孩政策的放开,不少父母急于知道二胎的性别。胎儿性别鉴定在内地不合法,而在香港是合法的;内地堕胎不违法,而香港堕胎是违法的,很多求子心切的父母就通过寄血验子,在香港做胎儿性别鉴定,如果不是想要的结果再在内地堕胎。由于内地与香港的法律规定不同,因而产生法律衔接的灰色地带,从而催生了寄血验子这一灰色产业链。寄血验子的流程及原理在单独二孩政策落地之后,很多想生二孩的人们都非常激动。然而激动之余,也存在一些担忧。2014年6月,家住合肥的     

谈人文警务理念与公安交通管理工作

在公安交管工作中贯彻人文警务要求,广大交警必须更加重视在警务活动中依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在交通管理工作中提高公民的交通文明素质,在日常行政管理中提升自身服务能力,在队伍规范化建设上打造良好职业形象。当前公安交通管理工作还存在与人文警务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公安交通管理工作．要运用人文警务理念,坚持科学管理,坚持规范执法,坚持便民利民,坚持队伍建设,积极回应群众对和谐交通环境、社会公平正义、交通管理服务和交警队伍形象的新期盼。     

新媒体与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研讨会——广东省未成年犯管教所青少年互联网使用状况的调查报告

本文通过对广东省未管所服刑未成年犯的一般状况及网络使用状况的调查,揭示了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及自身因素;显示了未成年犯的上网特点。本次调查为认识未成年犯的心理特点提供了新的视角,为从家庭因素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提供了新的思路,为进一步认识网络在未成年人犯罪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新的探索,同时就如何预防未成年人网络成瘾和犯罪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和设想。     

关于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之“重大事项”的判断——以“厦门PX事件”为例

地方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虽然有宪法和法律依据.但由于法律对"重大事项"的范围规定过于原则,造成地方人大未能充分有效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重大事项是相对的、动态的,应在"根本性、长远性、全局性"这个标准的指导下,依据合法性、全局性、人民性、区域性、动态性、层次性、可行性原则,遵循严格的科学民主的程序,注重公众参与,采取概括事项与列举事项相结合的方法,对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范围作出规定.     

山东东营 努力把社区建设成为人民群众的幸福家园

<正>2021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董集镇杨庙社区视察,指出“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努力把社区建设成为人民群众的幸福家园”。东营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制定《关于深化党建引领城乡基层治理建设幸福家园的指导意见》,并出台系列配套政策文件,统筹推进领导体系、组织体系、治理体系、服务体系、发展体系和保障体系建设,推动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明显提升。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广州青年发展

广州青年正处于机遇和挑战并存的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之下.他们在机遇与压力中不断成长,呈现出独特的时代发展特征:拥有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具有较高的学历期望,教育与学习的内驱力较强;在就业方面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业热情不断高涨;在婚恋关系中自我保护意识增强;消费观念合理,闲暇娱乐方式健康化、多样化;政治参与意识明确、行为增多;上网呈现低龄化、移动化、娱乐化的趋势;面临较大的社会生存压力,身心健康发展受到一定程度影响;未成年人偏差行为整体偏轻,但发生率呈现上升趋势.从整体上看,广州促进青年发展的政策体系日渐完善,但青年发展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建议全面制定青年政策,从制度上保证青年发展的有关问题得到政府的关注和解决,从而更好地推动青年工作.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的法治进路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在我国法律层面已经得到确立,但在实践层面仍存在协同程度低、过程监管欠缺、信息共享不足、披露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应以确立主体多元、信息共享、分工协作、手段多样、责任严格理念为导向,以分配和落实食品监管职责为关键,以健全食品安全法治为保障。具体而言,应进一步增强社会共治观念,重视制度正向激励机制效用;强化社会共治主体相互协同,加强政府体系能力建设,畅通公众参与监督渠道,创新智慧监管技术手段;重视监管绩效评价,严格落实监管法律责任,推进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国民航旅客黑名单的三元体系及其救济途径

实践中,我国民航旅客黑名单形成了三元体系,其制定发布者既可能是国家有关机关即中国民用航空局,也可能是行业协会即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还可能是航空运输企业即航空公司。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和中国民用航空局设立旅客黑名单是具体行政行为,属于行政处罚的行为罚和申诫罚,构成行政法律关系,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航空公司设立旅客黑名单属于企业自主行为,构成民事法律关系,只能寻求民商事救济,但其合法性与合理性存疑。我国应通过民航旅客黑名单法律制度创新,赋予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制定权、中国民用航空局监督权、航空公司动议权和执行权,赋予旅客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