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利益高于一切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管好企业、做好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足点。作为企业的党政领导干部,必须时刻牢记职工的利益高于一切,应全力发展、维护、实现好职工利益。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工作的若干思考

未成年犯罪人具有涉世浅、可塑性强的特性,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检察工作既要符合一般的检察工作规律,又要符合未成年人在生理和心理上的特殊性。笔者结合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工作的实践,从更有利于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感化、挽救的角度出发,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捕、诉、罚、防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愿与大家共同探讨。一、关于非刑罚化处理方法的思考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淡化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罚的观念,而代之以保安处分和教育处分等非刑罚处理措施,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追诉的目的侧重于教育改造。如德国青少年刑法中的…     

全域治水的"广安模式"

美丽的西溪河是渠江流经广安的一级支流.在阳光普照的清晨,一抹朝阳挥洒在明镜般光滑的河面上,反射出的光亮让河岸旁的青翠密林披上一层金色的薄纱.远处,一叶扁舟沿着河岸缓缓移动,舟上站着两位身着橙色救生衣的老人,他们一人撑着竹篙,一人用一根长长的网兜打捞着河面的漂浮物.     

思维信息论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在“关于思维科学”一文中曾指出:“研究信息和信息过程的学问……是思维科学的基础科学之一。”(钱学森:《关于思维科学》第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他在关于思维科学的体系的构想中还把信息学看成是研究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的基础。这就是说,信息和信息科学同思维科学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因此,要研究并揭示思维活动的本质及其     

中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已经在现实中得到了积极应用。我国的公司面纱刺破率明显高于国外,而且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很多案件发生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而且这些地区的刺破率整体上高于经济发达地区。目前所有公司法人格否认案件都针对股东数量很少的有限责任公司提起,而且股东人数越少,刺破率越高,涉及一人公司的面纱刺破率高达100%。与理论预测不同,我国涉及合同之债和侵权之债的案件在刺破率上并没有明显不同,而且在公司集团场合的刺破率不高反低。混同是最为常见的刺破理由,其中财产混同又适用最多,导致的刺破率也最高。     

当前经济犯罪的特点及对策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犯罪情况也十分突出,不仅在量上呈继续上升态势,而且在质上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对于经济犯罪的防范和惩治对策也应当是多层次全方位的,健全法制制度。健全市场内部管理机制、加强对经济犯罪的侦查和打击、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水平都是不可忽略的有效途径。     

独立董事的法律义务与责任追究：国际经验与中国方案

康美药业案具有促使独董勤勉尽责的积极意义,但赔偿责任比例和数额等方面存在改进空间。美国独董义务体系比较完备,可分为四大类,现实中独董很少被追责,主要依赖声誉机制进行激励约束。由于国情存在诸多重大差异,我国不宜直接照搬美国经验。2022年的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大幅降低独董民事责任标准的做法值得商榷。一股独大并非我国独董制度的本质缺陷,关键在于完善法律责任体系,其路径不应是限缩独董职责范围,而应优化责任标准,保持适当的责任压力,促使公司选任优秀独董,让其发挥市场信号和公司治理的作用。我国应统筹改革公司法和证券法,健全独董义务体系,适当设定法律责任标准,引入董事责任保险,并以独董从公司所获薪酬总额的5倍作为责任限额,在促使独董勤勉尽责与避免寒蝉效应之间取得平衡。     

勿忘初心,倾力打造有血性的民族品牌——记桂林喀斯特服饰有限公司张氏三兄妹

正喀斯特是集旅游商品设计、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设计的产品被国家旅游局授予中国十强旅游商品称号。我们的目标是打造有血性的民族品牌!2016年5月初,在桂林高新区召开的广西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策研究工作调研座谈会上,一个并不起眼的小伙子铿锵有力的发言吸引了所有与会者的注意。他就是桂林喀斯特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斯特公司)副总经理张伟。一家民营企业的产品能获得国家旅游局的奖,不是件容易的事。如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正在激荡,这不正是最     

数字图书馆的社会价值与法律地位

在新的时代,国内外的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正在发展,但是尚未达到止境,同时在数字图书馆的建设过程中所碰到的版权纠纷也蓬勃发展。在探讨数字图书馆的版权问题和协调模式前,必须明晰对数字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和法律地位的正确认识和准确界定,只有这样才能探索出一些处理如今数字图书馆不断遭遇的一系列版权问题的思路和模式。     

智慧城市建设的行政法治新路径

智慧城市是城市建设中的新理念和新创举。实现传统城市向智慧城市的转变,既要依赖于信息化和网络化等技术性手段,又要在城市运行和管理中有效地实现行政法治的覆盖,因为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以有特定的行政法治为基础,通过地方立法明确智慧城市建设的地位并消解其中阻却因素,以文明的行政执法理念的转换和规范执法水平的提升有效促成智慧城市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