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发展目标与减贫政策在中国和尼日利亚的作用

本文是2006年5月25日在香港大学召开的"中非人力资源开发与合作"学术研讨会的系列论文之一。作者基于贫困的持续性与其各构成要素的相互关联性这一机理,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测度和评析尼日利亚与中国的减贫政策及其实施效应,反映了国际学术界对减贫问题的研究动态。诚然,本文仅代表作者的观点。     

吉尔吉斯斯坦新总理费利克斯·沙尔申巴耶维奇·库洛夫

2005年9月1日,吉尔吉斯斯坦议会投票以绝对多数批准了巴基耶夫总统对政府总理人选的提名,费利克斯·沙尔申巴耶维奇·库洛夫正式出任政府总理。库洛夫1948年10月29日出生于吉尔吉斯斯坦伏龙芝市(今比什凯克市)。他14岁开始在工厂当车工学徒。1967~1971年,在苏联内务部鄂木斯克高等警察学校学习。1971~1991年,在吉尔吉斯斯坦内务部系统工作。1971~1975年,为吉尔吉斯斯坦内务部监督员;1975~1978年,为苏联内务部学院学员;1978~1980年,任吉尔吉斯斯坦内务部处长;1980年12月~1987年10月,担任吉尔吉斯斯坦塔拉斯州内务局副局长和局长。1987~1991年…     

村庄理性与合作精神——以浙江W村为例

经济发达地区的富村表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正在推动以文化为基础的传统理性向以利益为基础的现代理性转变,并出现理性与非理性、个人理性和公共理性的二元悖论。个人理性主要表现为“自我”的利益行为选择;公共理性主要表现为“集体”的公共利益行为选择。在这样的选择中村庄人际关系理性化和利益计算构成了农村社会关系的基础,由此使得个人理性不断强化和公共理性不断衰弱的态势日益突出,并伴随着非理性冲动的行为方式,从而影响村庄合作精神的提升和村庄平稳发展。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需加强制度和道德规范建设,促进公共理性的成长,全面提升村庄的合作能力,以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结构理论、地理政治与大战略

本文认为,当今大战略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都深受结构理论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当今大战略研究一般都是以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作为主要的自变量,尽管在具体研究中技术因素和地理因素都可以作为干扰性变量,但这些变量并不影响到结构理论的内在逻辑.本文指出,以结构理论为基础的当代大战略研究的主要弊病在于,忽视了技术因素与地理因素的相互作用对大战略运行环境的潜在含义,而对此种相互作用的探讨可在很大程度上向人们提示以其作为主要考察对象的地理政治视角对大战略研究具有的重要意义.     

Ethnicity, gender, and the Level of Service Inventory-Revised

Offender assessment and classification is becom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part of correctional supervision and intervention. Ove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several different methods and “generations” of offender classification have emerged. Of most value appear to be third-generation, actuarial, dynamic risk/need assessments. With any new correctional strategy, however, there is a need to investigate the use of these risk/need assessments on offender subgroups in order to inform issues, such as reliability and prevalence of criminogenic risk factors. The present study utilized data that were gathered using the Level of Service Inventory-Revised (LSI-R). Results and comparisons of these assessments were investigated and presented for Native American and non-Native American offenders as well as male and female offenders. Discussion of the results, implic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are presented.     

二战中英国的"超级机密"

英国记者安东尼·布朗写的《兵不厌诈》一书中,在叙述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军与德军在北非战场决战时有这样一段话:"阿拉曼战役一开始,隆美尔 军队失败的命运就注定了.……隆美尔所采取的每一个重大军事行动都被'超级机密'暴露.隆美尔成了最没有希望的将军了.他给希特勒的一系列密电,蒙哥马利都通过'超级机密'看到了……而希特勒发给隆美尔的复电,蒙哥马利有时甚至比隆美尔看到得还要早……"     

军事透明与安全互信--兼与马伟宁先生等对话

从历史和政策角度看,增加军事透明度不是一项孤立的事务或活动,应将其置于建立信任措施这个大背景和大前提下来讨论,并考虑到其方向性与层次性,兼顾实力透明与意图透明.中美军事相互透明伴随着两国安全互信的起伏而变化.当前中美军事透明度问题的日益升温,反映出在中美战略关系调整的大背景下,美国希望通过促使中国提高对美军事透明度,更准确地判断中国的军事实力和把握中国的战略走向.中美相互军事透明度有待提高,但其程度与双方在安全上相互信任程度是基本吻合的,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增加两国政治和战略互信.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在推进包括中美在内的相互军事透明和促进军事互信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