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鬼子”称呼看晚清的中西文化交流

“鬼子”一词,在中国文化里由来已久。直到19世纪中期,“鬼子”一词才被作为一个种族文化的特定称呼固定下来。“鬼子”这一称呼,深刻地蕴涵了中国人在伴随着战争殖民的充满着血与火的文化交流和撞击下的一种不自觉的文化抵抗。     

身份权的客体

学界对于身份权客体的研究不多,大致有三种说法,本文作者对这三种说法进行了评价,并从分析人身权的客体出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身份权的客体是身份权相对人的人身。     

“疑罪从无”在实践中的艰难展开

“疑罪从无”昭示着被告人主体地位的确立,蕴涵了人权保障的进步理念,然而,它在制度上的确立与实践中的展开却跋涉着艰难的步履。本文旨在从特定的多重视角透视该项刑事司法原则在实践中的艰难展开,揭示落实无罪推定原理和加强人权保障的重要性。     

在和谐社会视野下解读公平与效率

科学提高效率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体现在真正实现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收益,在成本核算、实施办法和评价标准上降低社会成本、增加社会收益。促进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包括促进原因公平和结果公平两环节,在不同的环节分别践行机会均等、按贡献分配和利益补偿原则。我国目前公平和效率都处于低水平,应努力寻找二者的结合点和平衡点。在科学提高效率的过程中始终贯穿原因公平,在科学提高效率的基础上兼顾结果公平。     

德沃金论法律的一致性观念

德沃金总喜欢对现实生活中的法律问题做深层的哲学思考。而这种对具体法律问题的思考首先 来自于他是一位哲学家,这使得他总是通过哲学的角度来审视法理学问题。正是依循这样的路径,德沃金从法哲 学的视角透视法律问题中的一般部分。其核心思想--通过平等关怀认真对待权利--将政治、政治哲学和法 理学融为一体。德沃金的理论已经为整个有价值的法理学观念增添了不少东西,他的理论将长期鼓励与激发大 西洋两岸的法学家与哲学家。而对于正处在法治发展中的中国来说,法律一致性观念已经超越了空间的限制并 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劳务市场拐卖妇女犯罪预防机制研究

对四川省劳务市场拐卖妇女犯罪现象进行实证调查,“王某、周某劳务市场被拐案”表明,求职妇女、中介人、市场的管理者和用人单位四类人员在劳务市场拐卖犯罪及其预防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非法职介的大量存在是诱发劳务市场拐卖妇女犯罪的主要根源。其产生有立法、执法等各方面原因。要有效地预防劳务市场拐卖犯罪,必须制定有针对性的宏观策略和配套措施。     

当前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三个着力点

本文认为创新社会管理体制要在深化认识、形成共识,深入研究、推动创新,理清思路、有序推进这三方面下功夫。     

解析公款行贿

公款行贿是一种严重的腐败行为,其实质是为了行贿者的自身利益.公款行贿是社会风气的毒瘤,必须从严整治.遏制公款行贿,必须从源头抓起,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机制,严把用人关,使各类经济活动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高等院校听评课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教学是高等院校的中心工作,而课堂教学则是高校传授知识,培养学生基本素质的主要场所。由于对听评课的认识不充分、深入,以及很难对听课的质量进行检查,使听课流于形式。建议规定听课的节数;建立听评课质量评价体系。     

Severe strike campaign in transitional China

Based on official data and reports, this study focused on ‘severe strike campaigns’ adop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curb ascending crime rates in the new era. In those campaigns, harsher punishments were imposed on criminals, usually at a faster pace and were sometimes based on violations of normal procedures. Though the campaigns had some short effects, statistical data over time did not support the claimed success by the government. Nevertheless, these campaigns did serve other functions, such as raising people's awareness of crime, gaining public support for crackdowns, and strengthening the fading moral boundary. The failure of the anti-crime campaign approach was inevitable due to dramatic social and ideological changes after the reform in transitional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