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毛泽东的报纸宣传工作思想

毛泽东对我国新闻、报刊工作进行了大量的探索，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思想。他提出：报纸是组织和教育群众、指导和推动工作的重要武器；党报的使命就是共产党的使命，要增强报纸宣传工作的党性；办报要面向群众、走进群众、依靠群众；报纸要以事实说话，好、坏典型都要报道，要开展批评和讨论；报纸要既务实又务虚，要有恰当的议论和评论；报纸要重视理论工作，增强对理论的宣传；要培养出色的编辑和记者，提高报纸的编排水平。     

存疑不起诉制度之检讨——由“最牛强奸判决书”事件引发的思考

存疑不起诉制度是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法上的集中体现,因其具有终局性并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构成实质性影响,故容易引发争议而滋生风险。存疑不起诉是法定不起诉而非裁量不起诉,不能因存在风险即绕道而行,以至违背无罪推定的精神和原则。要通过严格把握适用条件、强化裁判理由、建立附带民事赔偿机制以及完善庭前评议制度等途径,增强存疑不起诉决定之权威性和可接受性。     

论司法独立的悖论及其破解——比较法视角下考察

司法独立的悖论在于其依赖性。首先,司法权来源于政治控制的需要。其次,政治决定司法体制的设置。再次,法官不可能超脱于社会：法官是法律的执行者,对法官生活的控制意味着对其意志的控制,法官在裁判时难免引入自己社会经历所形成的情感因素,法官也可能会受到自身社会关系的影响。最后,法院基本社会逻辑也存在悖论。但是,司法不能混同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这可以避免社会控制手段的多重失效,也是对权力的合理规约,同时也是对社会矛盾的缓冲与解决。既然司法不能完全独立,但又不能完全依赖,这就需要一个基本的隔离,即个案独立,即司法独立的底限与基本内容。个案独立是法院基本社会逻辑的必然推演,是司法特性的必然要求,是司法独立的现实路径。     

中外媒体关于重庆“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新闻报道实证研究报告（第一阶段：2009年6月22日-21009年10月11日）

重庆“打黑除恶”专项行动吸引了大批中外媒体的关注，各媒体从不同视角对事件进行着不同理解和报道，也架构着对事件不同的信息传递和价值评判。开展实证研究，比较和分析不同媒体关于同一事件的不同报道，既有实践价值，又有理论意义。     

精神障碍者受审能力评定量表的编制

目的研制符合中国法律体系的精神障碍者受审能力评定量表。方法从法学要件着手,提取出15个条目,编制出初步的精神障碍者受审能力评定量表,从决断值、条目与总分相关、校正条目与总分相关、条目删除后的α值、条目共同性、因素负荷量6个方面对量表进行条目分析,并以Logistic回归方程与ROC曲线划定界值两种方式进行诊断效能的判断。结果各条目极端组的决断值18.390~46.763,各条目与总分相关系数0.639~0.952,校正条目与总分相关系数0.582~0.944,条目共同性0.377~0.916,因素负荷量0.614~0.957。共7个条目进入回归方程,总样本的回判正确率为96.0%。ROC拟合曲线分析出宜以33分作为量表划界分,与专家鉴定意见的重叠率为95.8%,敏感性为0.938,特异性为0.966,阳性似然比为27.67,阴性似然比为0.06。结论量表编制合理,各条目符合同质性检验要求,诊断性评价指标较好。     

解读并推介《2009中国标准造船合同》及合同条款

船舶建造是一项国际化全球化的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船舶建造合同对实现合同当事各方（船东与船厂）缔约目的和发展船舶对外贸易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分析制定标准造船合同必要性,对《中国标准造船合同（推荐版）》合同条款进行解读,并对国内外标准造船合同进行总体评价,提出改进《中国通用造船合同》的建议。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Commons

公众共用物系指不特定多数人的可以非排他性使用的共用物,例如大气、水流、海洋、森林和荒地等环境和自然资源.公众共用物既不属于我国法律规定的私有物,也不属于我国法律上规定的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财产.公众共用物是公众自由活动、相互交往以及与自然交往的地域、空间和舞台,是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食粮,是激发和促进人的思想、理想、情操、美感和艺术的渊源,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为生态人社会人、人之所以得以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是人类、社会、经济和生态得以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源泉和基本资源.目前我国公众共用物因受到来自各方面和各种形式的污染、破坏、损害、侵犯而面临着退化、萎缩的危机,急需加强法律保护.公众共用物使用权是指不特定多数人非排他性使用公众共用物的资格、自由和力量.作为公众中一员的每一个人都有公众共用物使用权.对公众共用物的保护和法律调整,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或“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或“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而应该根据具体情况综合利用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和“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三只手；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政府调整、市场调整和社会调整,而应该从实际出发综合采用政府调整、市场调整和社会调整这三种调整机制；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中央集权、自由竞争、公有制和私有化手段,而应该根据现实需要适度地进行集权、分权、自治和实行公有、私有、共用措施.我国的法律应该充分发挥公众、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优势和特点,逐步建立有关公众共用物的综合调整机制、善治机制,避免“公地悲剧”、“反公地悲剧”和埃利诺·奥斯特罗姆所谓的“双重陷阱”,通过建立健全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调整机制,保障公众共用物的健康和可持续存在,保持和维护私用财产、公务财产和共用物的合理比例、综合平衡和协调发展.提出建立健全如下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非排他性使用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保护、改善和治理现有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防止不当减少现有公众共用物数量和规模,保障基本公众共用物供给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增加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有关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责任制度和救济制度；有关公众共用物的管理体制以及规划、统计、信息公开等管理制度.这些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将确保公众共用物与私人财产、政府财产的比例适当和协调发展,满足公众对公众共用物的需要.     

民主化的制度与制度的民主化改革——纪念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发表三十周年

推进民主政治，必须高度重视制度建设，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条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加强制度建设，以健全的制度推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推进民主制度化，关键在于消除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重点是正确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民主与效率的关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关系。以政治民主化为价值取向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实现改革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即要从“以权为本”彻底转变到“以人为本”上来。     

量刑规范化模式的域外考察与现实启示

量刑规范化,就是指在司法阶段中如何实现司法者即法官对于个案中犯罪人的具体刑量确定标准的统一化和程式化。如何在案件判决的过程中合理使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现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的统一,达到法律价值目标,实现刑量确定的均衡性,这就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量刑规范化模式结合中国的现状从而实现未来中国的量刑规范化。     

论恶意欠薪的入罪设置——评《刑法修正案（八）案》第四十一条

为了有效地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2011年2月25日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在第四十一条中明确将恶意欠薪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但人们对这一条款的设置存在诸多争议，较为合理的解决“支付能力”的证明责任难、“政府部门责令支付”的限制不合理、“严重后果”的判定依据不统一等问题，建议将本罪设定为亲告罪并删除不当的罪状描述，同时修改“严重后果”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