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疫病毒F蛋白免疫活性片段的原核表达

利用已构建的新城疫病毒F基因重组质粒,通过氨基酸序列分析和InsightⅡ基因工作站的MODELER程序和同源模建技术,预测了试验株F蛋白的表面抗原分布位置.设计引物扩增了2段含有多个抗原位点的多肽片段,通过双酶切定向克隆到原核表达载体pET32a,获得了重组质粒pET32a-F1和pET32a-F2以及2个片段串联起来后克隆的重组质粒pET32a-F3.重组质粒经诱导表达并取产物进行分析,结果显示,F1、F2、F3片段均获得了融合表达.Western-blotting证实,表达产物F1、F2和F3与NDV阳性血清均具有免疫反应性.用表达的重组蛋白加免疫佐剂经皮下接种免疫鸡,免疫2次后产生较高的抗体水平,用100 LD50的超强毒株GD-05-2攻击,重组蛋白免疫组鸡可达到约70%的保护率,并可显著抑制排毒.     

什么是社会主义？——来自美国共产党的诠释与构想

近年来美共在全党范围内就社会主义价值、经济、民主及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既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又是一系列价值和原则的统一;转型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应该走市场和计划相结合的道路,提倡"混合经济模式";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内在价值,"权利法案的社会主义"将体现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和本国国情相结合,应该走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论和谐社会语境中的犯罪社会控制

和谐社会是稳定而有活力的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动态平衡的二元结构社会.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犯罪控制模式应当由传统的"国家本位模式",向"国家--社会"双本位模式转化,以适应社会转型时期公众对犯罪预防和控制的要求.通过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各种因素,最大限度减少和控制不和谐因素,将犯罪活动控制在公众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内,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质疑偷税罪双重定罪标准取消论

我国刑法中的偷税罪采用了比例加数额的双重定罪标准。对此标准学界的质疑声此起彼伏，取消论甚嚣尘上。不可否认，法定的双重定罪标准有一定的缺陷，然而这并不足以成为采用双重定罪标准的障碍。偷税罪双重定罪标准比单纯数额标准更能体现刑法的公正性。双重定罪标准能反映偷税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和偷税行为的客观危害程度，在体现公正的同时兼顾了效率。     

新形势下公安机关培养树立先进典型的思考

先进典型是旗帜,昭示着一种精神,孕育着一种希望,代表着一种方向,树立典型,弘扬正气,对加强公安队伍建设,推动公安工作开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各级公安机关通过培养树立先进典型,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较好成绩,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探寻公安机关培养树立先进典型应采取的策略,进而塑造公安队伍良好形象,实现自身建设和外部环境的良性互动.     

警体教官素质与学生训练兴趣初探

警察院校是培养警察的摇篮，警察体育课是警察院校重要课程之一，加强警察院校大学生的自我锻炼意识不仅对学生身体非常重要，而且对今后的执法过程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根据当前警察院校大学生警体素质不高、自我锻炼意识不够强的现状，通过警体教官的基本素质对学生的影响，就如何激发学生对警察体育课的兴趣，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动机、增强锻炼意识、充分发挥学生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提高警体素质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现代国家的建构逻辑及面临的责难

现代国家的分殊性是确保至上性和自足性的前提,借助于机构和程序的权威才是确保现代国家逻辑建构的关键所在。现代国家的想象性建构是一些超越个体狭隘性而去追问理想的现代国家应该何为的思想家思辨的产物,应把应然状态的建构与实然状态的过程区分开来,不然,现代国家就会迷失方向。     

联合国专门机构职能扩张的法律问题研究——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例

联合国专门机构和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间关系采取了非集中化模式,这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着明确权限划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领域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程度愈来愈高,机构间发生职能交叉的现象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整个组织的功能失灵,确保整个国际组织法的安定性,必须强调国际组织在专业原则范围内活动,而不能侵入其他国际组织的职责范围内,对于超过界限的国际事务,国际组织应当采用国际合作和协调的方式来解决.具体合作方式可以采用以下三种,即国际组织间订立合作协议;使用联合国系统内部的协调机制来合作;建立国际组织间的联合项目.     

法律的目的与自由的限度

过多地限制自由会导致人们的自由权利无法实现,而过少地限制自由又致使已被承认的自由受到侵犯,因此法律必须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从而以最大限度保障自由。法律有其不断追求的最高目的,同时亦具备决定其存在的最低目的。而自由最合理的限度就是要在满足最低目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使其符合最高目的的发展方向,以此标准来确定立法对于自由的限制。     

数额犯科学性之探讨

犯罪数额在刑法学理论体系上的归属问题历来就存有争议,但是犯罪数额不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的内容,也非客观的处罚条件,而应当归属于犯罪情节中讨论的命题.因此罪量因素在功能上具有重大局限,刑法中犯罪数额的规定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如果过于绝对化,则是不科学、不合理的,应正确认定数额在定罪量刑过程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