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ATD—GC—MS法测定火场样品中痕量汽油燃烧残留物

目的为火场样品中痕量汽油残留物的检测建立一种简便、高灵敏度的检验方法和可靠的检验结果评判方法。方法用TenaxTA吸附管吸附富集火场样品中的汽油成分,然后用ATD—GC—MS法自动解吸和检测。通过模拟燃烧实验,探讨了检验结果的评判方法：根据样品的m／z（57＋85）、m/z（91＋105＋119）、m／z（117＋131）和m/z（128＋142＋156）四个质量色谱图与已知汽油作比较来对检验结果作评判。结果6组模拟燃烧实验中凡有汽油作助燃剂的样品．均检出汽油残留物成分。结论所建立的方法具有操作简便,检测灵敏度高,杂质干扰少,定性结论准确可靠等特点。可用于实际火场样品中痕量汽油残留物的检测。     

论网络犯罪的“非对称侦查”

随着网络越来越普及,网络犯罪也以几何倍数增长。目前我国网络犯罪案件的侦查面临困境：一方面是犯罪主体反侦查能力增强,导致侦查难度加大;另一方面是侦查机关自身的侦查能力不足,导致对网络犯罪打击不力。侦查能力与反侦查能力的此消彼长呼吁新的侦查模式诞生。网络犯罪的“非对称侦查”,以建立资源占有上的绝对优势为核心,以整合现有资源配置扬长避短为补强,对网络犯罪实施不容还手的打击,这将大大提高网络犯罪案件的侦查效率。在整个过程中,“信息一体化”是构建整个“非对称侦查”模式的基石。     

我国刑法应增设“恐怖活动罪”——基于新疆“7·5”事件的思考

新疆7·5事件引发了对我国刑法规定的反思。我国刑法缺乏专门的反恐罪名,应将暴力破坏的犯罪类型从刑法分则各章节中分列出来,结合恐怖主义目的,合并设置为专门罪名恐怖活动罪,为反恐怖斗争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     

商品销售中立行为的帮助之可罚性探究

商品销售行为的特殊在于,由其具有的业务性、日常性、匿名交易性、反复继续性、可取代性等所体现出来的中立性,使行为本身没有制造、增加不被法所允许的危险,故应否定帮助行为的存在,否定帮助犯的成立。不管对方是否具有购买的形式上的资格,从规范的保护目的考虑,在知悉对方的犯罪意图时,销售违禁品的行为丧失中立的性质,成立帮助犯;销售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日常使用的物品,也恶用于犯罪的,应由使用者自我答责,应否定帮助犯的成立;销售一般用于日常生活或生产的物品,即使知悉购买者的犯罪意图也不构成犯罪。     

析恐怖主义犯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以新疆恐怖主义犯罪为例

在新疆。恐怖主义犯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的目的基本相同。但二者在构成要件、活动特点和法律适用方面都有本质的区别．由于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关于恐怖主义犯罪罪名设置的缺陷及程序法的缺乏等原因。导致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大多以危害国家安全罪、犯罪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触碰的刑法中相关的普通刑事罪名处以刑罚。这不仅抹杀了恐怖犯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普通刑事犯罪的界限,而且导致我们在寻求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时遇到障碍。因此。厘清恐怖主义犯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界限是准确、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前提。     

论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

企业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文化建设是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的好形式,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总结形成的一种优良传统,是企业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改善党对企业领导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正确认识,把握处理好它们的关系,既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     

谈如何控制与制服持凶器的犯罪嫌疑人

文章分析了持凶器的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因素,探讨了控制和制服持凶器的犯罪嫌疑人战术的组织与实施方法,并针对当前公安民警在对持凶器的犯罪嫌疑人的执法战斗中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以期为公安民警在执法战斗中能更有效地控制与制服持凶器的犯罪嫌疑人。     

美国宪法的政治解释

从政治因素入手剖析1787年美国宪法制订的历程,能够从本质上揭示独立后的美国联邦政府渴求联邦宪法的深层原因。尽管制宪会议争论非常激烈,方案的分歧也很明显,但克服联邦内部混乱,消除各自为政的政治局面,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确保国家政治稳定,成为制订联邦宪法的根本目的。     

国外决策与执行分离对我国“行政三分制”改革的借鉴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各国掀起了一股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潮流,其核心是将决策与执行分开,即设立执行局的做法。决策与执行分开属于行政机构内部纵向的管理职能的划分和转变,为当代行政体制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一种制度模式。研究西方政府决策与执行职能适度分离,对于我国的行政三分体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