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

死刑复核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特别程序,在保障正确适用死刑,纠正和防止发生失误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目前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这一程序仍然存在明显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完善。死刑核准权问题是死刑复核程序的核心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应收回死刑核准权;规范死刑复核程序的审理方式;明确死刑复核程序的审理期限。     

国际法庭科学领域文献外部特征及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

目的 通过文献计量学方法对近十年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收录的法庭科学相关文献进行分析,为相关研究工作提供借鉴.方法 使用主题、期刊和机构3种途径进行文献检索,通过Thomson Data Analyzer(TDA)、Ucinet和VOSviewer等工具分析相应文献的年度分布、国家(地区)分布、机构分布、...     

洗钱罪立法修订审思与罪数问题

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了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洗钱罪的立法表述,将自洗钱行为纳入处罚范围中,完善了洗钱罪的行为方式,加大了罚金刑处罚力度。因法益侵害类型的多样化,自洗钱行为入刑与传统赃物理论并不矛盾。从法益侵害角度出发,对自洗钱行为不能依据事后不可罚行为或牵连犯理论进行评价,应分别按照上游犯罪一罪、上游犯罪与洗钱罪数罪并罚处理。认定他洗钱犯罪时仍需证明协助者主观方面为故意,可通过刑事推定方式认定行为人对7种上游犯罪为明知,并结合罪数原理、共同犯罪理论及具体情境综合认定协助者罪数。     

番鸭细小病毒弱毒株VP2基因的分子克隆与序列测定

将番鸭细小病毒(MDPV)强毒Q株经番鸭胚连续传代,获得致弱株MDPV-26.根据已发表的MDPV的全基因序列,设计了1对引物LHMP7/LHMP8,同时在这2条引物中分别加入2种限制性核酸内切酶SacⅡ和KpnⅠ的酶切位点.应用PCR技术扩增了MDPV-26株的VP2基因片段.将扩增后的基因片段重组到pMD18-T质粒载体上,并对插入片段进行序列测定.测序结果表明,弱毒株MDPV-26与强毒株MDPV-Q的VP2基因序列相同率达99.7%,与国外分离株的同源性为98.3%,说明强、弱毒株的VP2基因序列变化不大.     

解读马克思的三种模式——我国理论界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探索及我们的新见解

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了三派主要观点.在此基础上笔者试图提出六点新见:<手稿>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顶点论、不成熟论、起点论三种基本观点;导致三种观点的是三种不同的解读模式:"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以苏解马"的解读模式、"以马解马"的解读模式;在版本结构上应当区分出相对独立的"第四手稿"或"哲学手稿";<手稿>的深层哲学主线是从异化观走向实践观;<手稿>的哲学底蕴可以称之为新唯物主义实践观论纲;<手稿>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创新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中国当前经济形势与政策科学

中国正进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 ,将要加入 WTO,并且要适应其规则 ,这些都对政策创新提出了艰巨的任务 ,政策科学在中国因而既面临挑战又适逢契机     

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即是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所进行的监督。从具体案例入手。介绍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内涵,探讨司法审查的必要性及可行性,以及如何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有利于制度构建相关建议的提出。     

“邻避冲突”理论及其对邻避型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启示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民众对城市公共设施要求越来越高,公共设施的建设引起“邻避冲突”现象越来越明显,邻避型群体事件也呈高发态势,治理邻避冲突风险成为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这也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巨大挑战.通过学术界关于“邻避冲突”理论研究的分析,梳理邻避冲突产生的原因,探讨治理因邻避设施引起群体事件的策略,为各级政府化解邻避冲突风险提供有益的启示.     

鱼类神经坏死病毒的分离及其部分衣壳蛋白基因的核苷酸序列分析

将海水鲈鱼和淡水鲟鱼的病鱼脑组织浸出液分别接种 SSN-1 细胞系,传 2~3 代后,收获细胞分离物;参考鱼类神经坏死病毒的全基因序列设计了 2 对引物,用套式 PCR检测细胞分离物均为阳性,并获得了2 个病毒衣壳蛋白部分基因片段,长度分别为 718 bp(鲈鱼)和 263 bp(鲟鱼)。核苷酸序列分析表明,这2株不同来源的病毒均属于 RGNNV基因型,说明不仅在海水养殖环境下而且在淡水鱼中也有鱼类神经坏死病毒存在。     

试论宽严相济的商业贿赂惩罚机制之构建

打击和预防商业贿赂,实现反腐败与整顿市场经济的双重效果,是我国治理商业贿赂专项行动的目标和方向。国家重拳出击惩罚商业贿赂,在行政和刑事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惩罚的社会效益低下,国家作为实施惩罚的主体查处的成本高,没有实现最小的付出换来最大的效益。因此,建立一种低成本、高效益的惩罚机制,实现惩罚最优,兼具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效果,是我们治理商业贿赂的最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