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网络欺凌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日益普及,青少年对信息技术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衍生了一种以网络为媒介的新型欺凌方式。网络欺凌以其隐蔽性、时空的延展性、更强的破坏性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国外学者认为,青少年对网络技术的误用、接触网络暴力、内在心理问题、社交适应能力、教师和父母的干预能力等因素是影响网络欺凌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学校、教师、家长、社会等多个主体应参与其中,从法律、课程、上网技巧、心理辅导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治理和引导,为青少年营造健康成长的网络环境。     

公共服务:行政诉讼群体性纠纷化解新视野——以GT两级法院相关案件为分析样本

行政诉讼群体性案件涉及人数较多、涉及面较广、涉及利益较为复杂,而且表现出较强的有组织性,有的案件甚至表现出对抗性较强、矛盾容易激化的特点,可能存在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行政诉讼群体性案件已经成为当前行政审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妥善处理该类案件对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在行政诉讼群体性案件中,应当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同时,应防范化解相应的维稳风险,发挥行政审判化解矛盾、防范风险、维护稳定的社会治理职能作用。     

情境预防视阈下首都社区安全治理——基于北京市23个社区的调查分析

情境预防理论表明首都社区安全治理绝不能仅依赖警察为主体的国家强制力,而应通过社区情境的优化来达到"无为而治"的社区治理效果。基于对北京市23个社区的调查分析,发现社区物理环境显著影响着社区安全度,楼房社区-自住平房-公寓-出租平房形成自高至低的社区安全梯度,因此情境预防应融入社区物理环境的规划-设计-建设-维护流程。另外,社区社会情境同样显著影响着社区安全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与社区警务机制作为安全网络的双重支柱,应由压力型体制下单向执行转向双向互动网络,而基于互联网与物联网的社区大数据平台应构成社区神经系统与实时自动监测系统。     

从“非正式帝国主义”到“法律帝国主义”:以近代中国的境遇为例

近代国际法理论框架下的"非正式帝国主义",由最初的"自由贸易"模式扩展至政治、司法等诸般间接控制样式。在"非正式帝国"的塑造中,合乎国际法规范的条约具备去疆界化与再疆界化的意义,即破除正式领土帝国的堡垒,重建非正式帝国的藩篱。法律无疑是实现"非正式帝国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而它本身也成就为"非正式帝国主义"的一种典型形式——"法律帝国主义"。以近代中国的境遇为例,法律帝国主义所表达的,正是在政策指引之下,借助条约规定方式,以治外法权为基本实践手段,通过司法机构的跨域构建以及法律职业人士的身体力行,以最终达成西方法播散的整体过程。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特朗普政府的极限“台湾牌”:表现、意图与影响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打破中美多年来的外交惯例,频频出台公然背离一个中国政策的法案,有悖一个中国政策的动作不断,将"台湾牌"打至极限。特朗普政府"以台遏华"的战略企图十分明显,借此争取在与中国的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中国稳步推进国家发展制造麻烦。此举会形成强大的反噬力,不仅无法干扰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既定目标,相反只会加剧台海紧张局势,并可能导致两岸冲突,使台湾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两岸局势失控的双重风险。美国也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既有悖于其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不符合打"台湾牌"初衷,也可能助力其他次级大国趁机崛起,对美国的霸主地位形成挑战,使美国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意图更加难以实现。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性

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和使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性质和宗旨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刻的人民性意蕴。人民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人民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彰显的根本力量。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是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展开,因此,在新时代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国家治理实践中不断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升治理效能。     

劳动的情感参与：数字时代情感的价值和生产

长期以来，情感劳动只是作为一种服务劳动的具体形式。学者忽视了情感在数字时代参与劳动的新方式，更鲜见对其劳动价值的分析。在互联网时代，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情感能够成为一种商品在互联网世界中广泛传播和交换。这一过程中，数字媒介成为了情感劳动商品的载体和物化形式。这种情感的数字化过程使其成为区别于情感参与下的传统服务劳动的一种新兴劳动形式。作为非物质劳动的具体形式，情感劳动在互联网平台上创造价值，推动价值增殖，促进人们社会交往方式的升级，使得情感交往变得更为便捷。但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情感劳动必然受到资本的控制，仍然存在资本固有的顽疾。     

公共法律服务智能应用新视野——以人工智能技术与审判辅助办案机制建构为中心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审判辅助智能化办案体系机制建构,必须确立与审判工作具有关联性的大数据分析理论系统,将此系统与审判工作中的决策、监督、管理、流程、程序等基础理论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研判,技术应用同时还需要与审判人员和技术研发人员的教育培训相结合,人工智能辅助办案规则体系和培训教育模式。全面考察研究我国法院系统信息化建设实践基础,结合审判工作特殊规律及其培训教学实践,人工智能辅助审判办案机制建构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在审判中推广应用需要拓展全新视野,力求从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共法律服务的应用层面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审判辅助办案机制的深度融合。     

房屋交付执行的民事监督路径之探究

不动产作为人类社会中最有价值的财产之一,能否顺利执行对债权人意义重大,其中以房屋的交付执行最具有代表性。本文以房屋交付执行中的物之交付请求权执行和行为请求权执行作为切入点,剖析了法院执行活动中腾房执行的现实性困难,围绕查封与腾房退地两项具体措施详述了执行环节的具体表现和问题所在,以此论证分析了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突破方向和实践进路,以期结合自身职能发挥优势,在监督时重点突出、有的放矢。     

裁判文书证据说理的实证分析与规诫提炼——以法发〔2018〕10号为中心

证据说理是裁判文书说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从价值维度进行辩思,有助于理性认识证据说理的多重功能和作用。与事实认定说理和法律适用说理相比,证据说理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与低估,还存在说理要素不全、争点不明、逻辑不清、繁简不当、论证不足等问题。为落实裁判文书说理改革对证据说理提出的要求,实有必要提炼证据说理的具体规诫,提升说理的具象化与实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