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民权主义与当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以孙中山民权主义为旗帜,辛亥革命推动中国迈出了从传统权力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的第一步.今天我们对其予以重新审视,可以看到孙中山民权主义理论与实践对于当今中国政治民主的发展,不仅是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启示:在目标上,建设现代政治文明应是一种现实追求,而不是遥远理想;在内容上,应接受国际社会具有普遍性的治理模式,对一向被视为神圣不可动摇的"议行合一制",应予以重新研究;在路径上,推进民主政治,应认同必要的政治妥协,采取和平渐进方式,而摈弃"不断革命"的激进主义.     

论犯罪着手行为之内在要素

犯罪行为的着手是行为人对犯罪客体进行实际侵害的开始，是区分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的重要特征。确定犯罪行为是否已经着手，既要看外部特征，更要看内在要素。犯罪着手行为的内在要素包括主体思想、意志 表现及春与犯罪行为相连结的内在必然性。     

不同细胞因子对水牛原始生殖细胞传代培养的影响

为探讨不同细胞因子对水牛原始生殖细胞(PGCs)传代培养的影响,将PGCs分别采用A、B、C、D、E、F和G共7种培养基进行培养,即A组:基础液+10 ng/mL白血病抑制因子(LIF)+10 ng/mL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B组:基础液+20 ng/mL LIF+20 ng/mL bFGF;C组:基础液+20 ng/mLLIF+10 ng/mL bFGF;D组:基础液+20 ng/mL LIF;E组:基础液+20 ng/mL LIF+20 ng/mL bFGF+20ng/mL干细胞因子(SCF);F组:基础液+20 ng/mL LIF+40 ng/mL bFGF+40 ng/mL SCF;G组(对照组):基础液。将机械法分离的PGCs小集落接种到水牛胎儿成纤维细胞(BEF)饲养层上进行传代培养。结果,原代时,A、B、C、D、E和F组的克隆数目都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其中E和F组的克隆数目显著高于A组(P<0.05),而与B、C、D组差异均不显著(P>0.05);1~8代时,B、C、D、E、F组的克隆数目显著高于A组(P<0.05);对照组传代数仅为2代,A组为5代,而B、C、D、E和F组均为8代以上。结果表明,在传代过程中,LIF起主要作用,20 ng/mL的LIF浓度可以满足水牛PGCs传代培养的需要。     

NSP-ELISA鉴别FMDV感染与免疫

利用大肠埃希氏菌表达的口蹄疫病毒 (FMDV)非结构蛋白 (NSP) 3ABC多肽作为抗原 ,建立了一种可区分FMDV感染与接种灭活疫苗免疫牛的间接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I ELISA)。通过对 336份正常牛血清、50 8份注射疫苗牛血清、60份人工感染牛血清和 58份豚鼠免疫血清的检测 ,确定了血清抗体阴性与阳性效价的临界值。试验证明 ,该方法简易、快速 ,灵敏度比VIAA AGID高     

观念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

观念是人的灵魂,观念文化体系是民族和国家的灵魂.文化建设的目的,一是为了创造出更加丰富的社会财富,二是为了创建和维护更加文明的社会秩序.文化建设的目标,一是追求知识文化的更加丰富和准确,二是追求技术文化的更加发展,三是追求观念文化的更加文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首要内容,是观念文化建设.只有建立起集中了民族智慧和现代文化成果的完整的观念文化体系,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含义、方法与维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哲学.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在他的人学理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主体性概念是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关键环节.厘清马克思主体性概念的内涵,把握马克思研究主体性的方法及维度,对于理解马克思整个体系的逻辑结构、理论内涵和价值取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鼠死后骨骼肌FTIR光谱变化与死亡时间的关系

目的应用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分析大鼠死后骨骼肌随死亡时间推移的化学降解过程,为死亡时间推断提供新的研究方法。方法大鼠断颈处死后置于(20±2)℃环境,不同的死亡时间点提取大鼠大腿骨骼肌组织,并运用FTIR光谱仪测定不同化学基团随死亡时间的变化。结果随着死亡时间的推移,大鼠骨骼肌组织不同吸收峰的峰强随着死亡时间增加呈现出四种不同的变化方式:增加、下降、稳定、波动,且不同峰强比显示了相似的时间变化趋势。结论FTIR光谱分析技术有望成为法医实践中推断死亡时间的新方法。     

华南少数民族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式与特点

历史时期的华南少数民族 ,包括广东、广西、海南、台湾等地的少数民族 ,他们在特定的生态地理环境和相对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中 ,充分利用华南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 ,维系本民族的生产与生活 ,逐步形成了华南地区少数民族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与特点 ,进一步促进了华南地区各民族社会的发展进步。     

论行政民事侵权连带责任及其司法认定

行政民事侵权连带责任是指基于共同的事实原因或法律原因,行政主体违法行使职权侵权与个人侵权相结合造成他人合法权利损害,侵权行政主体和侵权个人对受害人共同承担赔偿损失、恢复原状等形式的责任。其构成要件为侵权主体的复数性、侵权行为的复合性、侵权人过错意思的共同性或各侵权行为结合的特定性以及损害结果的同一不可分性。该类连带责任应用于司法实践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法官可通过"主体、行为、结果"三重标准在个案中识别行政民事侵权连带责任。在诉讼程序上,原则上可采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模式合并审理行政民事侵权连带责任案件。对于赔偿数额,侵权个人就全部损害对外承担连带责任,侵权行政主体以侵权造成的直接损害为其承担连带责任的最高限额。此外,各侵权主体的追偿路径与传统民事连带责任制度亦有所区别。     

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的探索——“自由”裁量之另一视角

鉴于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外部控制的理论研究已趋向成熟,故对其内部控制的探讨日趋必要。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基本目标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与个体利益的合理分配。在这一目标的引导下,须创制一套以促进公益与诚信服务规则为核心的执法自由裁量权内部适用规则体系,以期为自由裁量权合理、高效地输出进行系统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