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抢夺罪的特征及其与抢劫罪、盗窃罪的区别

在司法实践中,作为同属于侵犯财产类犯罪的抢夺罪、盗窃罪和抢劫罪,其三者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回到立法的目的和相关规定上来说,不同的罪名有着不同的主观和客观表现形式,而一个行为,只能对应着一个罪名.因此抢夺罪从行为方式上看,与抢劫罪、盗窃罪有着本质的区别.     

浅析经济犯罪侦查的专门技术手段

当前,经济犯罪增多,并日趋智能化和职业化。经济犯罪侦查部门如仍沿用刑事侦查的普通侦查手段,已很难适应当前经侦工作的要求。因而,经侦部门必须拥有一套自己的专门技术性侦查手段。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有力地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和繁荣。     

2006年台湾“一二·九”选举浅析

2006年底,台湾的"一二·九"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候选人郝龙斌当选台北市长,民进党候选人陈菊当选高雄市长,国民党在两个市的市议会中都是第一大党,占有一定的议政优势.亲民党、台湾团结联盟和新党,不管是市长或市议员选举,均无法与国民党和民进党抗衡,已经走向边缘化.鉴于选前的特殊政治形势,此次台北、高雄市长选举十分重要,对台湾政治生态和政党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对台湾政局的未来发展有参考意义.     

新农村建设中利益和谐的建构——利益驱动原理的导入

利益是关系到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农村社会在制度、市场、文化等维度的利益非和谐现象凸现,严重制约着新农村建设的进行,这种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现行的制度安排扭曲了利益驱动机制.在理论上导入利益基本原理,纠正利益驱动作用,建构双重利益驱动、聚合利益驱动、个体利益驱动等良性利益驱动机制,是构建和谐新农村的新思路.     

《剑经》对现代警察格斗的启示

现代警察格斗是警察与歹徒的殊死搏斗,是警察制止犯罪行为的专门技术。俞大猷《剑经》的技击法则、要旨能为现代公安实践中的警察格斗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现状分析与思考

劳务输出,已逐步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农民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条促进农民增收的快捷途径。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在富余劳动力就业上存在着“三多三少”的情况,通过加强政府对劳动力输出的引导和组织;加强对劳动力输出的宣传,创造优良环境,加大扶持力度;健全信息网络,健全劳动力就业服务体系;强化农村劳动力技能学习培训等措施,以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的开展。     

影响美沙酮维持治疗效果的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影响美沙酮维持治疗时间及效果的相关因素。方法:研究对象为329名在我院美沙酮维持门诊治疗的海洛因依赖者。根据其在维持治疗门诊中服药时间的长短分为4组。Ⅰ组为服药时间不足3个月退出治疗者124人;Ⅱ组为服药时间超过3个月但不足6个月治疗者52人;Ⅲ组为服药时间超过6个月,但不足1a治疗者76人;Ⅳ组为服药时间超过1a治疗者77人。比较4组海洛因依赖者间的社会人口学特征、药物依赖及治疗剂量等影响美沙酮维持治疗等因素的差别。结果:Ⅱ组、Ⅲ组、Ⅳ组与Ⅰ组相比较,文化程度、职业、婚姻、社会支持系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Ⅱ组、Ⅳ组与Ⅰ组、Ⅱ组年龄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Ⅱ组、Ⅲ组、Ⅳ组与Ⅰ组比较,初吸年龄、吸毒时间、吸毒频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吸毒方式(单纯注射)、多药物滥用的Ⅱ组、Ⅲ组、Ⅳ组与Ⅰ组、Ⅱ组比较,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05或P<0.01)。首次吸毒原因各组间无差异(P>0.05),既往脱毒次数Ⅲ组、Ⅳ组与Ⅰ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服用美沙酮剂量与维持治疗时间呈高度正相关(P<0.01),药物剂量、治疗期间服药不稳定的Ⅰ组与Ⅱ组比较,P<0.05;Ⅰ组与Ⅲ组、Ⅳ组比较,P<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年轻的单身、无业、文化程度低、无家人支持、多药物滥用和维持剂量不足是影响美沙酮维持治疗依从性的危险因素。临床上对影响维持治疗的危险因素进行甄别,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能有效提高美沙酮维持治疗效果。     

东亚经济的"和平崛起"和中国扮演的角色

亚洲或东亚的崛起和中国的崛起,是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和平崛起"是当代内部和外部历史条件下铸就的国际现象和历史趋势,中国是最大的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东亚经济和平崛起及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公用事业公私合作的新思路——政府应对公用事业市场化的新问题

我国公用事业推行市场化之后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如: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政府官员腐败机会增加,公共物品和服务从一种垄断走向另一种垄断,等等。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性原因,是政府与私营企业的关系没有理顺,仍然沿用简单的“管与被管”的思路来理解政企关系。要走出困境,必须从政府与私营企业的“伙伴关系”来寻找新思路。     

评述行政紧急权力的法律控制

紧急状态是任何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因而行政紧急权力的动用在特定情况下也就同样不可避免。但是何为行政紧急权力,为什么要控制行政紧急权力以及如何控制行政紧急权力,这些关乎行政紧急权力有效运行的重大问题,伴随着紧急状态立法成为我国行政法学者热议的话题。学者们对行政紧急权力的基本属性还存在不同的理解,对行政紧急权力法律控制的必要性和控制路径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加强对行政紧急权力在事前、事中、事后的法律控制是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