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业多功能贡献视角下城乡关系的调整与重塑——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经历了整整30个年头.在这一进程中涉及到了众多利益关系的调整,其中城乡利益关系的调整当属最为引人注目的调整之一.与此同时,农业贡献已由单一的经济贡献演进为包括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制度供给在内的多功能贡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理性地深化对农业的贡献与地位的认识,重塑新型的城乡利益关系,对于进一步推动农业与农村发展,保障城乡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互联网发展对公共决策体制创新的作用

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与政府职能转换 ,使公共决策开始面临一系列新的课题 ,而要解决这些问题 ,必然涉及公共决策体制的创新 ;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 ,为公共决策体制创新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条件 ;将互联网引入公共决策过程 ,有助于公共决策文化更新、公共决策信息系统更新和公共决策组织系统更新。这不应是个放任自流的过程 ,需要政府予以必要的规范     

关于建立我国国家补偿被害人制度的若干思考

我国每年有大量的被害人因侵害而得不到任何补偿,长此以往,这支庞大的而且人数逐年增加的队伍将会形成一股不稳定的力量,在一定情形下,他们还有可能转化成一支危害社会的犯罪大军。因此,无论从保障被害人的角度考虑,还是从国家法制的有效实施的大局着眼,在我国建立国家补偿被害人制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利益问题

农民问题对于中国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农民问题的实 质是农民利益问题,是如何保护和增进农民利益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一贯重视农民利益问 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利益不断增长,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从农民利益的现 状来看,还存在着种种问题,本文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何保护和增进农民利益的对策。     

男炎消对大鼠实验性前列腺炎影响的病理学观察

目的 :观察男炎消对大鼠实验性前列腺炎的组织病理学影响。方法 :采用向大鼠前列腺组织内注入角叉菜胶的方法复制大鼠前列腺炎模型 ,并分别对模型组及口服男炎消冲剂后的大鼠组进行前列腺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 :口服男炎消冲剂后的大鼠前列腺湿质量均比模型组明显要轻 ,两者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P <0 .0 5) ,且镜下炎症改变亦比模型组明显轻。结论 :口服男炎消冲剂对角叉菜胶所致大鼠实验性前列腺炎具有较好的抑制炎症发生作用。     

民事公诉制度质疑

近来不少学者主张在我国应尽快建立民事公诉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在一定范围内的民事起诉权,而从保护社会公益、解决群众性纠纷、保护弱者和加强法律监督四个方面分析,民事公诉制度在理论上存在着误区和在实际运作上可能陷入困境.其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必要性,解决相关问题应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加强检察监督,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讼参诉权.     

网络传销犯罪的司法认定逻辑及其修正

基于传销犯罪的诈骗本质以及网络传销所衍生的诸多形式,原有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界定已经无法适应惩治网络传销犯罪的需要,应当基于体系与实践的双重考量,对网络传销犯罪的立法和司法作出相应的调适。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系交叉竞合关系,两者在量刑上应保持平衡。网络传销犯罪在法益侵害程度方面未必高于传统传销犯罪。司法解释性文件对于网络传销犯罪的认定不应囿于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30人三级的标准。网络团队计酬不应当构成犯罪。对于混合型传销,则应当结合"骗取财物"的要件予以全面判断。对为网络传销犯罪提供网络服务的行为,应区分情况适用共同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网络传销犯罪作证据综合认定时,应优先客观性证据,确立互联网电子数据的中枢证明作用,修正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规则。     

工程建设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侦查

近年来,工程建设商业贿赂犯罪案件数量增加,呈上升态势,及时破获此类案件是经侦部门的全新课题。本文分析了工程建设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表现,找出其特点,着重探讨了如何破获此类案件的侦查方法,以求服务于侦查实践。     

英国普通法"程序先于权利原则"的思考

"程序先于权利"是英国普通法中一项重要的原则,它产生和发展于令状制度的兴起与成熟,而之所以能够在普通法中形成程序决定权利的格局,不仅在于权利本身就和程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还在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传统中以程序为核心的思维方式.     

论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中商会的角色与作为

在近代中国,商会扮演着工商制度安排和变迁的参与者角色.具有制度供给和需求双重身份的性质和特征.商会参与公司立法取决于内外因的交互作用:商会本身所具有的参与法制现代化所必需的基本素质和能力是其参与立法的根本前提;而政府对商会的职能定位是影响商会参与程度和效果的重要因素.商会通过自拟商法活动和其他参与形式,积极推动公司立法的健全完善,从而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单一主体(政府)立法模式.国家力量与民问力量的交互作用,决定了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移植具有以强制性为主、诱致性为辅的制度变迁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