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视阈下的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是近些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中出现的新课题。从心理学视角研究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及其要素之间关系,期待心理学相关理论的引入可以更好地达成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向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变,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行政立法人牲化趋向解读

近几年，我国制定了大量的以人性化为价值取向的行政立法。人性化行政立法能够保障公民权利。提升法的可接受性。其理论基础是人性尊严理念，即每一个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用以实现一定目的的手段，每一个人本身，即为价值，甚至是最高价值。立法人性化趋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行政权本位主义对其造成了阻碍。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确立行政立法程序民主化，以此作为立法人性化的核心。     

我国侦查主体与侦查权的合理设置与配置

我国现行侦查主体设置与侦查权配置的二元化模式不符合国际"侦查主体一元化"的潮流,因此后者必然成为我国在此方面改革的借鉴。"检警一体化"的侦查模式由于其存在特定缺陷也难以与我国历史情况与现实国情契合,因此按"警察一体化"的侦查模式重新调整我国现有的检警关系成为我国对此改革的方向。独立、垂直的职务犯罪侦查局的设置可以将剥离出来的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和纪委对党员干部涉嫌职务犯罪的调查权或称之为"准侦查权"合并吸纳,有利于对职务犯罪的实际预防、控制和惩处。     

论刑法中的共谋

共谋应当是指二人以上为实施某种非法行为，以自己实行的意思进行谋议并构成犯罪的行为；共谋是一种犯罪预备行为，仅参与共谋而未实施实行行为的谋议人可以与实行者构成共同犯罪；共谋关系的成立需要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应当允许共谋者在符合特定条件时脱离共谋关系。     

高校反腐倡廉职能的生成逻辑与路径选择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是高校的四大职能,随着高校的发展,职能的拓展是其必然趋势。反腐倡廉职能的出现既符合高校职能演变的基本规律,也是时代发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提高的客观要求。高校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现实、服务社会的优秀传统,具有知识、人才和学科的优势,且业已在廉政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表明其具备承载这一职能的能力。当前,高校应大力开展廉洁教育,切实履行教育职能;加强廉政建设,充分发挥示范职能;强化舆论监督,秉承清议传统;弘扬批判精神,发挥激浊扬清职能;加强理论研究,发挥对廉政建设实践的指导职能。     

A Comment on Legal Basis of Singapore's Caning

新加坡鞭刑继承自殖民地时期刑罚,受穆斯林习惯法影响,符合法的继承规律,没有违反本国宪法规定.目前尚无反酷刑公约或条约能约束新加坡鞭刑,而且其也不与现行反酷刑公约或条约、国际习惯法、法的一般原则相冲突.新加坡鞭刑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酷刑,宽容死刑的态度使这一指责更显苍白.另外,普通刑罚在新加坡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主刑失效、犯罪形势严峻等因素将新加坡刑罚推向目的刑主义.     

从形式主义的刑罚概念到实质主义的刑罚概念——评欧洲人权法院2009年M诉德国案判决

欧洲人权法院2009年M诉德国案判决的主要争议在于德国刑法上的保安监督是否为一种刑罚以及保安监督是否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对此，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德国政府坚持形式主义的刑罚概念，认为保安监督只是德国刑法上的一种保安处分措施，而不是一种刑罚；与此不同，欧洲人权法院则主张实质主义的刑罚概念，认为德国刑法上的保安监督无异于一种刑罚。这两种不同的刑罚概念背后是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对立。从实质主义的刑罚概念出发，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就不只是一种单纯的行政措施而是一种刑罚，因此有珏要将其纳入刑法的规制之中。     

侵权法上精神损害及其赔偿之再探(上)

20 0 1年 3月 1 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实施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结束了我国长期存在的理解不一致 ,适用法律不统一 ,各个法院各自为政的现象 ,首次较全面而系统地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作出明文规定 ,全面加强了对精神损害的司法保护 ,本文通过回顾国外及我国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规定及司法实务的演进 ,阐述这一制度以得确立的理论基础 ,并对精神损害及其赔偿的界定提出浅见。     

邓小平经济特区理论及其意义

邓小平经济特区理论导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交往及其重要作用的原理。它体现了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大趋势的必然要求 ,立足于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邓小平经济特区理论从形成到发展、完善经历了一个由探索、试验到逐渐成熟、坚定信心的过程。     

影响农民增收的体制性障碍研究

当前 ,制约我国农民增收的“瓶颈”是体制 ,主要表现为与土地制度相联系的物权、与户籍制度相联系的人权和与赋税制度相联系的财权等“三权”的缺失。改革土地、户籍、赋税制度 ,赋予农民相应的权利 ,是破解农民增收难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