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地缘安全战略分析

朝鲜半岛地处东北亚核心地带,是我国重要的战略侧翼。作为与中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邻邦,朝鲜半岛在中国的地缘安全战略中一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冷战结束以来,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由美苏主导的两极格局趋向多极化,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大国相互竞争的局面,处于较弱地位的朝韩两国也不由自主地被纳入了周边大国的战略轨道,半岛形势空前复杂化。而两次朝核危机的爆发更使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跌宕起伏,波折不断。面对错综复杂的半岛形势,中国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这一战略目标出发,确立了以"对话和合作"为基本特征的安全战略,并积极推动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为缓和半岛紧张局势,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董事勤勉义务判断标准比较研究

董事勤免义务判断标准的界定,关涉公司股东与董事之间利益冲突的平衡,如何激发董事的最大热情为公司利益服务,又避免其懒惰、疏忽而损害股东权益,法定一般客观标准与公司章程的补充细化相结合,同时加以商业判断规则之辅助,则为最佳的选择方案。     

酷刑性质探析

从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的酷刑定义入手,对酷刑的性质进行了深入挖掘,得出了三点结论,即酷刑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酷刑是一种滥用国家权力的行为、现代酷刑是一种犯罪。作者希望通过对酷刑性质的挖掘,加深对酷刑行为的理解,促进反酷刑目的的实现。     

民事执行救济制度之完善与和谐社会

目前我国正在起草<强制抗行法>,一直以来学界讨论的比较多的是如何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然而法律也要保护债务人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于是执行救济制度便应运而生了.然而我国现行的执行救济制度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程序公正和效率价值为理念,以和谐社会的构建为最高目的,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执行救济类型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进而对完善我国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设计提出了理性的建议.     

论地役权对物权法定原则之补充

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主要是指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直接规定,当事人不能自由创设,也不能变更.这一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在土地利用中的协议自由.地役权的客体范围广泛,权利内容也不确定,为当事人灵活协议、更好地进行土地资源利用提供了空间,对物权法定原则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随着物之利用形式的不断变化和创新,地役权的优越性已日益体现.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救济途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将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确定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公安部的部门规章随即取消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复议程序,人民法院不再受理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这使得关系到交通事故当事人重大权利义务的责任认定没有救济途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一旦错误,将会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危害.从理论与实践上分析研究了交通安全法的这一弊端,提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救济途径.     

我国体育协会章程与体育纠纷解决方式的研究--以足球协会章程研究为中心

体育纠纷呈爆炸式地增加,研究体育纠纷的解决方式成为必要.体育协会章程在纠纷解决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我国足球协会章程中体育纠纷解决机制具有代表性.通过研究发现协会章程中有关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建议统一体育协会章程对纠纷解决机制的规定 ,明晰、简化内部纠纷解决机构的设置,强调作出的处罚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并在章程中规定在内部纠纷解决方式使用穷尽时,可以选择仲裁和诉讼.     

从现代公司治理理念看新公司法的修改

公司治理是企业公司化进程中由于资本所有人的财产权与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分离而产生的权力分配与制衡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致力于企业公司化改革,相关立法也确立了公司治理模式.但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原有公司法仅规定了公司的治理结构和简单规则,却未能确立一套完整和科学的公司治理机制.新公司法针对我国公司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吸纳了国内理论研究新成果和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在很多方面体现了现代公司治理理念.但从建立一套完整和科学的公司治理机制的角度上看,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我国搜查制度之重构

搜查是发现证据、查获犯罪人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但同时又会对公民的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等诸多基本权利造成侵害,构建搜查制度应兼顾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公正与效率的多元价值目标,我国搜查制度存在诸多缺陷,既不利于有效、及时地侦查犯罪,更不能较好地保障人权,应参照法治国家先进作法予以改革和完善.     

"新农村"背景下农村法治的法哲学解读--方法论的检讨与重整

"新农村"背景下,我国当代农村的法治建设正在全方位展开,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由于方法论上存在着"义务本位"、"立法缺位"、"经济落后"等误区或缺陷,直接导致农村法治的当下窘态与困惑,滞碍了法制现代化的纵深运行,因而,必须进行方法论上的重整,其目标就是夯实农村法治的物质基础;建构农村法治的法理机制;强化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