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结构视角的可持续生计分析

以往关于退耕还林政策的分析,较少考虑微观的家庭人口因素。本研究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引入农户的家庭结构,并基于此框架使用农户模型具体分析了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利用陕西周至县的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结构能够影响生计资本水平和时间配置,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的作用因家庭结构而不同。退耕还林政策既没有针对生计资本贫乏的农户,也不一定能够促使农业劳动力向非农转化,并进一步提升农户的收入。有小孩但没有老年人的家庭较少从事外地打工活动,收入相对偏低,他们更依赖退耕补助。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当考虑家庭结构等人口因素。     

“四议两公开”是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伟大创举

近年,河南省广大农村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针对国情、党情、民情,面对新农村建设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大胆探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路子,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成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一大创举.     

论中原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中原传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根源性、母体性文化的地位,有自身完备的体系结构和显著的文化特征.在文化的复兴发展和繁荣中,中原文化要健康地自立于中华文化和现代文化发展之林,必须实现六个并存:先进性与层次性并存、批判性与建设性并存、继承性与创新性并存、开放性与包容性并存、法治性与德治性并存、事业性与产业性并存.     

利玛窦的现代启示——纪念中西文化交流先行者利玛窦逝世400周年

400多年前,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技术与人文知识带入中国,使国人眼界大开;同时又将自已的亲身经历与感受记录下来,使欧洲人得以更多地了解真实的中国.回顾这段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可以得到以下认识:虚心融入的态度是跨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前提;分享知识和价值是跨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基础;包容异质文化是文化发展与创新的路径;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消除文化间误解的手段.     

不屈的凌河——锦州人民抗日斗争纪略

1945年8月24日,苏联红军进入锦州,10天之后,即9月4日,八路军冀热辽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部接管锦州。至此,锦州人民终于结束了14年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奴役下的屈辱生活,锦州也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14年血与泪、水与火的漫漫长夜里,不愿做奴隶的锦州人民进行了14年不屈不挠的抗争。这里既有义勇军的揭竿而起,也有我党领导的地下斗争;既有各界人士的共赴国难,也有凌河儿女的英勇牺牲;既有拿起刀枪的面对面厮杀,又有奋笔疾书的战地擂鼓……浴血家园抗日义勇军拼死强敌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炮击沈阳北大营,肆意杀戮我东北军民…     

越南共产党十大对党章的修改

越南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从2006年4月18日至25日在河内首都召开。会议通过第九届越共中央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政治报告,2006—2010年期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和方向的报告,党建工作报告,通过已补充、修改的越南共产党章全文。本文主要论述越共党章补充和修改的一些情况。     

恩怨过后正常化——中越关系60年回顾与展望

2010年是中越建交60周年,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两国人民曾并肩战斗、相互支援,结下了深厚的传统友谊。尽管中越间也曾有过风风雨雨,但那只是短暂的一段经历。自1991年11月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双方在政治、经济、文教、科技等各个领域的交往与合作不断发展,相互信赖逐步增进,友好关系日益巩固和加强。本文主要阐述中越关系的背景、回顾60年的发展历程、总结两国关系的经验教训,分析影响两国关系的主要因素,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进行展望。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本土化——被害人国家补偿实践尝试和理念认知的调研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本土化,需要一个充分的实证调研和理论论证过程。本选题选取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理念、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认知程度、补偿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补偿制度建构和未来趋势等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重点话题,通过信息收集、问卷调查、人员访谈等实证方法,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民意认知、司法工作者态度进行摸底,并深入试点地区和单位进行实地调研,以为理性结论的得出提供重要的参考。     

手机短信诈骗犯罪的预防与控制——从法社会学的视角思考

犯罪是一种复杂、流变的社会现象。随着社会新兴领域研究的不断拓展,科学技术的大踏步前进,犯罪中的高科技、高技能含量正日益扩大,手机短信诈骗便是在时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的诈骗犯罪形式。只有认真研究其特点及发展规律,才能因案施策,迅速侦破此类犯罪案件,并以此把握犯罪发展的轨迹,做好防控和打击工作。     

当前农民工维权行为的方式、特征与原因分析

时代的发展,法治的进步,必然带来农民工权利意识的觉醒。农民工的维权行为有合法形式、非法形式以及"中间途径"。从这些方式来看,农民工的维权行为具有徘徊在自力救济与他力救济之间、理性与冲动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以及政府的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之间的多元化特征。形成多元化的原因是农民工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政府职能注重加强民生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