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警察教育训练比较研究

警察教育训练是警察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方面。由于中美两国政治制度与国家结构形式不同,两国的警察教育训练存在明显的差异。比较中美警察学历教育模式、训练模式及其训练的组织实施,可以发现各自的特点、优势与不足,可资借鉴。我国警察教育训练制度正在进行改革,一些承担学历教育的公安院校开始把重点转向职业教育,但在警察教育训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如何充分发挥我国警察教育训练制度的优势,有效避免出现西方国家警察教育训练制度的不足,还需要在深入研究西方国家警察教育训练制度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索。     

对构建“四警一化”现代警务机制的思考

构建现代警务机制,实现传统警务向现代警务的跨越,是公安工作发展的长远之计。嘉兴市公安机关着眼于特色发展、创新发展和内涵式发展,积极构建“四警一化”现代警务机制,即以信息警务为主导、以主动警务为突破、以合作警务为依托、以人文警务为支撑、以队伍职业化为保障,不断提升公安机关的创新力、执行力、拓展力、软实力和职业化水平。     

基于综合集成研讨厅的应急警务情报研判

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应急警务活动日益频繁。情报研判的准确性在保证应急警务的制胜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现阶段应急警务活动中常用的情报采集与研判方式及其优缺点;在介绍综合集成研讨厅模型的基础上,设计了应急警务导入该方法的思路。最后结合当前应急警务队伍的实际状况,分析了引入综合集成研讨厅方法存在的困难,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对策。     

社会问题的双重建构性及消解策略——有关社会问题“元理论”的重新探索

社会问题从本质上看是客观（物）和主观（人）双方双重建构的产物。因此,忽视主客观其中任何一方都将使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产生局限和偏差。在这个意义上,社会问题的消解策略应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人手,一方面解决主观建构的意识性,另一方面解决客观建构的存在性。建立社会预警机制和展开社会控制和管理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社会工作为社会问题治理提供了新的诉求渠道。     

利用aroA基因建立鸡传染性鼻炎PCR诊断方法

利用aroA基因设计了1对引物,分别对10株标准副鸡嗜血杆菌(HPG)菌株、14株分离的HPG菌株进行PCR扩增,结果均得到了与预期大小一致的片段,而对10株非HPG菌株和3株病毒进行扩增则无相应片段产生;该PCR能检测出10个菌细胞.与常规PCR方法相比,aroA-PCR的敏感性更高.     

执政合法性的一般理论及其启示——执政党建设的全球化视角

执政合法性问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任何政党在执政后都有一个执政合法性的问题。西方国家在实践中形成的执政合法性理论,对当代中国共产党具有借鉴意义。增强执政基础,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发展,必须同时解决好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问题,处理好合法性与合法化、合法性与有效性、合法性与合道义性的关系。     

关于中国东南亚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二战期间和战后,东南亚作为一个地区的名称被日益推广,东南亚学作为相对独立的学科正式形成,且日益繁荣兴盛.中国东南亚研究是国际东南亚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南亚研究进入空前飞跃发展的崭新时期.1979年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的建立,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本文回顾了我国东南亚学研究的进展、成就和问题,并对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人的安全”及其治理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一项新的全球发展计划,其目标是构建免于恐惧和暴力的和平、公正、包容的社会,其核心是消除全球贫困与促进包容性发展,包括消除贫困、饥饿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内容。该议程的主体内容体现了联合国所倡导的“人的安全”理念,这一理念强调各种威胁的相互关联性,人的安全和人的发展是同一事物相辅相成的,这种治理观要求广泛借助联合国系统,并且顾及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范围内各级公私部门行为体的特点和资源,拓展一种由各种利益攸关方组成的综合框架,其内容涉及粮食安全、气候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反恐、移民等重要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议题。其中,气候变化、资源消耗、南北差距等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难以实现的重要动因。上述安全议程同时体现了各种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关联性。因此,建构全球“人的安全”治理机制需以联合国为核心,并形成多层治理、建构广泛的国际伙伴关系,以实现联合国所倡议的全球可持续和平愿景。     

马来西亚城市化进程对马来家庭的影响

随着马来亚联合邦(马来西亚前身)于1957年宣布独立,该国的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地拉开了帷幕。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政府颁布一系列扶植马来人的政策,特别是1971年推行新经济政策,越来越多的马来人从乡村涌向城市,投身到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去。以伊斯兰教为生活指引的马来家庭在城市化浪潮中受到巨大冲击,发生了诸多改变。本研究通过对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47家低收入马来家庭的采访和调研,解析了马来家庭功能在城市化进程中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造成的影响。     

Corporate policy entrepreneurship and cross-boundary strategies: How a private corporation champions mobile healthcare payment innovation in China?

The private nature of corporate actors does not necessarily preclude them from contributing to public interest. When business strategies and genuine public motivation are favorably aligned, corporate actors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can also drive public sector innovations. For a private corporation, policy entrepreneurship inherently entails crossing not only the public–private boundary but also various policy domains. This study formulates five propositions to characterize the cross-boundary strategies of corporate policy entrepreneurship, a distinct form of policy entrepreneurship in a developing authoritarian state. The case study of mobile healthcare payment innovation in China finds that the corporate entrepreneur used a series of cross-boundary strategies adeptly that eventually made the innovation not only adopted in one locality but also rapidly diffused nationwide. These strategies were not used in isolation or in a pure stepwise fashion but appeared to be recursive and interactive, suggesting the dynamic nature of corporate policy entrepreneurship in a multilevel governance system. More studies could be done to further examine strategies and processes of other forms of policy entrepreneurship in various national and sectoral sett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