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外籍员工政策的变化及影响

新加坡是使用外籍员工的主要国家之一,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该国政府频频修订雇佣外籍员工的各项政策,调高外劳税,提高准入门槛,有关政策将增加我国公民赴新工作难度,提升赴新务工的风险。     

浅析日本对越南的政府开发援助( ODA)

二战以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在政治、军事外交上受到很大的限制,经济外交成为日本外交的突破口.在援助、贸易、贷款“三位一体”的经济外交策略中,政府开发援助(ODA)成为日本与亚洲国家开拓外交关系的主要手段.日本对越南的ODA援助成为日越关系中的重要部分.     

新加坡医疗保障体系运行机制及现状评述

新加坡政府创造性的建立了储蓄型医疗保险制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本文通过对新加坡保健储蓄计划、健保双全计划、乐龄保健计划和保健基金运行机制分析,发现新加坡医疗保障体系具有以个人负责作为制度设计总理念,精细化管理,体现公平正义理念,具有服务型社会治理内涵,进行积极调节,具有激励约束机制的特点。     

福建与大帆船贸易时代的中拉交流

由于以漳州月港为起点,马尼拉为中点,阿卡普尔科为终点的中国——菲律宾——墨西哥的大帆船贸易航路的开辟,福建在中国与拉丁美洲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桥梁作用。首先,大量的中国丝绸和瓷器通过福建输入拉美,不仅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生活,而且促进了拉美经济的发展;同时,拉丁美洲的白银也大量流入中国,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其次,天主教传教士沿着大帆船贸易航路来到福建,扩大了双方的宗教文化交流。第三,福建移民移居拉丁美洲,将中国文化传入拉丁美洲。     

东南亚出境旅游中突发事件安全管理策略研究

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产业,因自身的脆弱性、对环境依耐性强等特点,极易受到政治、经济、军事、流行疾病、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影响。凭借产品丰度、地缘关系及经济时间成本优势,赴东南亚旅游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中国游客的追捧。随着东南亚出境游的迅速发展,突发事件也在频频发生,给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本文以东南亚出境旅游中突发事件的安全管理为切入点,分析了东南亚出境旅游中突发事件安全管理现状、存在的不足,剖析了东南亚出境旅游中突发事件发生的主客观原因,并从政府、旅行社、游客三个维度提出了应对措施。     

1958-1965年中国对印尼的援助

1958 -1965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援助情况同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进程并不完全同步.特别是在1960 - 1963年两国关系稳步恢复和发展的阶段,中国在援助印尼的态度上呈现出较为谨慎保守的特点.至1964 -1965年,中国的态度才转为积极主动,加大援助印尼的力度并加快援助进度.这一变化除了受冷战国际格局以及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等情况的影响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自身的革命外交理念.正是基于对世界革命的战略解读与坚定信仰,中国在援助印尼的外交决策中才将“革命”作为首要的评判标准,从而出现这种不同步的情况.     

农村大学生流失与社会秩序危机——潘光旦关于乡治问题的教育社会学分析

潘光旦认为,对于治理而言人才比物质、制度等更重要.近代以来乡治的最主要问题在于农村大学生外溢所致的地方人才匮乏.这与现代教育所致的农村人才外溢到城市有关:一方面,现代教育在内容上一反传统儒家的基于孝而维系家族或乡村的宗旨,这表现为儒家知识式微及地方性知识退场,另一面是教育的城市中心主义,表现为教育个人主义或国家主义.在资源与制度城市中心格局下,现代教育的接受者作为国家的人或自由个人而日益流向城市,以至乡村人才流失,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乡村具有极强外生性,因其缺乏地方治理的德与才,故乡村日趋瘫痪.改善乡治要培育治人,需要乡村教育在地化,适度加强儒家知识与乡村知识,还宜限制教育的过分离乡化等.     

回乡村去——培育“两爱一懂”农村人才背景下潘光旦乡土教育思想的当代意义

习近平于十九大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振兴乡村的最重要前提是培育“两爱一懂”农村人才.然而,近代已降的城市本位的现代教育使乡村读书人日益“走出大山”,造成乡土建设人才匮乏,百年来越是救济乡村而乡村越发落后的境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潘光旦提出乡土教育而避免乡村人才流失.重读潘光旦乡土教育思想可知,乡村建设须超越自外而内或自上而下的“到乡村去”地改造乡村的旧路,而要从文化自觉意识指导下,寻求乡村本位建设.乡土教育培育的人才是振兴乡村之最主要条件.进而言之,乡土教育有益于形成乡土归宿感,热爱农村与农民,当其接受现代教育后能“回乡村去”,成为亲和乡村的建设人才.     

转型期《未成年人保护法》刑责减免政策的教育社会学分析

本文追溯未成年人刑责减免观念与制度的历史、当代实践、困境及化解之道.首先,自周代已降中国一贯采取“德主刑辅”的社会控制.其中,青少年刑罚减免原则便是教化为主刑罚为辅的表现之一.传统时代青少年越轨者虽可减免国之罚,但不免于乡治之“礼法”.其次,当前中国处于转型期,一方面,基层空心化甚至暴力化导致价值失范与教化缺位,另一方面,提前身体成熟的青少年往往不得教养而趋暴力化.若不顾当前价值失范期教化缺失的实情,却继续听任青少年犯罪者仅凭年幼而几近无条件免于处罚,无异于养虎遗患.当然,也需谨防不教而诛.最后,化解之道在于:从人性流品不齐与教化重建看,宜教与罚并行不悖;差异对待,先教而后罚,加强家庭、学校的教化与社区纠错功能等;不迷信教化万能,对不可教化者待之以刑.     

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政策工具选择配置及其功能实现分析——以深圳市为例

政策合理性与政策文本中隐含的政策工具紧密关联,人才政策文件中隐含诸多引进、激励、培育、使用人才的政策工具,合理及完整的人才政策内容包含保障型、激励型、发展型、服务型、评价型五种政策工具。人才政策“需求-过程”复合分析模型将五种政策工具嵌入到“人才政策过程”之中,贯穿于人才管理的“引、用、留、育”四个环节,高度融合了“人才需求”“人才管理过程”“人才政策工具”三个要素。深圳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优化人才政策工具组合,挖掘人才政策的功能优势;嵌入“评价型政策工具”,保障人才发展政策的实施效果;优化升级高层次人才服务,提升人才政策工具使用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