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裁判解释的规范化和具体化解析

规范化解释和具体化解释是我国解决刑事审判法律应用问题的两种方法,其中又以规范化解释为重点。规范化解释具有概括性、强制性、普遍性等特征。规范化解释和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法目的都存在一定的冲突。规范化解释可以限制自由裁量权,但不能消除自由裁量权,更无法消除司法腐败。规范化解释可以规范一定的司法行为,但会严重影响法官审判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具体化解释符合刑事审判的特征,有利于厘清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界限,是解决刑事审判法律应用问题的根本途径和最佳选择。     

采用无创性核磁共振技术进行损伤时间推断初探

目的建立大鼠皮肤损伤核磁共振（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NMR）检测方法,探讨其在法医学中应用的意义。方法雄性SD大鼠36只,随机分为皮肤切创和挫伤组,分别在大鼠背部制作皮肤切创和挫伤,各组分别在损伤后0h、4h、8h取皮肤组织及对侧无损伤部位皮肤,检测NMR一维1H谱,观察受创皮肤的分子代谢产物随损伤时间的变化规律。结果挫伤组、切创组背部损伤处皮肤的1H-NMR图谱在损伤后4h和8h分别检测到较多NMR波峰,波峰的高度和总面积也发生了改变,与对照部位皮肤相比,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核磁共振技术检测组织代谢产物有望用于损伤经过时间的法医学检验。     

不同温度下大鼠皮肤5种RNA指标与PMI的相关性

目的探讨大鼠皮肤内β-肌动蛋白(β-actin)、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glyceraldehyde-3-phosphate dehydrogenase,GAPDH)、18S核糖体RNA(18S ribosomal RNA,18S rRNA)、5S核糖体RNA(5S ribosomal RNA,5S rRNA)以及微小RNA-203(microRNA-203,miR-203)这5种RNA指标在不同温度下的表达水平与死亡时间(PMI)的相关性。方法将18只SD大鼠随机分为3组,处死后分别置于4℃、15℃和35℃的环境中,于死后0~120h内11个时间点取大鼠腹部皮肤。抽提皮肤总RNA,利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检测5种RNA表达水平。运用geNorm软件选取合适内参后,利用GraphPad软件对内参标准化的RNA指标进行回归分析。结果 5S rRNA和miR-203作为内参最合适。在4℃和15℃温度组中,β-actin和GAPDH的表达量变化与PMI线性关系良好。在35℃下,β-actin和GAPDH与PMI呈现S形曲线关系。而18S rRNA只在15℃和35℃温度组呈现一定的线性关系。结论皮肤组织比较适合作为提取RNA的检材,其中β-actin和GAPDH表达水平与PMI相关性良好,有望成为推测PMI的辅助指标。     

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的法律性质探究———兼论聘用合同与劳动合同的异同简

准确把握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的法律性质是完善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制度和人事制度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中虽对聘用合同的法律属性有所涉及,但很模糊,没有真正明确聘用合同的法律属性.本文认为,聘用合同与劳动合同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聘用合同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合同,聘用合同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关系.国家应进一步完善聘用合同法制,明确聘用合同的法律属性,制定《聘用合同条例》,并加强相关的配套建设.     

组织RNA检测用于死亡时间推断的研究进展

近几年来利用RNA的降解程度来推断死亡时间已逐渐成为法医学研究热点.本文复习相关研究文献,对大鼠不同组织(脑组织、心脏组织、肝脏组织和肾组织等)中RNA在推断死亡时间的具体应用方法做出总结,归纳出不同组织中的各类RNA在推断死亡时间方面的适用范围,以及对此种方法在推断死亡时间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及可行性的解决方法.     

加快文化建设 打造“人文临桂”

临桂县着力打造＂人文临桂＂的重大战略,既是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精神的重大举措,更是促进临桂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现实性选择。要实施这一战略,我们需要做好文化建设平台,加大对文化投入,深入发掘临桂的历史人文资源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加大文化基础设施投入与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五方面的工作。     

八议成制于汉论考

法律史学界通说认为八议制度始于曹魏。但经深入挖掘、分析史料后可以发现:从周之八辟到汉之八议的名称变化,表明了一种新的法律制度在汉代萌生;在两汉法律遗存中能够寻找到八议的大部分内容;在汉代司法活动中,八议也已成为断案议罪必须遵循的法律准据。以此可证,八议制度的确立时间当在汉代。     

中国法语境中的“排除合理怀疑”

中国刑事诉讼现行证明标准的特点,一是以印证为中心,二是以客观性为基点,三是以可知论即认识乐观主义为理论根据,四是以目的为方法,在证明活动中的可操作性不足,五是普遍适用,缺乏区别和细分。应当分析"排除合理怀疑"的渊源,借鉴域外经验。从适用对象看,"排除合理怀疑"既针对证据的确实性,也针对充分性;它应用于证据的综合判断,也可以在证据个别判断中使用。"排除合理怀疑"与"证据确实充分",作为证明方法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积极建构与消极解构,以及客观印证与主观心证的不同语词倾向。二者在证明程度上既有一致性,也有区别,证据确实充分是排除合理怀疑的充分条件,排除合理怀疑是证据确实充分的必要条件。在中国刑事诉讼中运用"排除合理怀疑",需要强化疑点审查的"消极思维",以加强防错机制;将其既用为证明标准,也用作证明方法;"排除合理怀疑"可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案件,以及案件的不同诉讼环节,但根据不同情况,在实际把握上可以有所区别;在运用中应紧扣经验法则,并和"疑点排除"的中国经验结合运用;为便于适用,可作适当的语词性解释;应当以判例解释证明标准并推动其贯彻;能够通过展开心证形成过程等程序要求和证据法制度保障其成为有效的法规则。     

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

登记对抗主义下的绝大多数理论构造与我国所继受的物权法的理论体系相冲突。只有权利外观说最适应我国的民法体系,也最符合我国的立法目的。依据该说,当事人间仅因意思表示即可发生完全的物权变动。但在当事人进行移转登记之前,第三人由于信赖物权尚未变动的权利外观而从事了交易行为,法律保护此种信赖,承认第三人在登记后可以取得该物权。我国法律原则上仅保护善意第三人,总体上符合效率价值。但是参考比较法和法经济学,也应该承认一些例外:侵权人等完全无权利的人、继承人、连环交易中的前手或者后手、狭义的一般债权人和特定物债权人属于绝对可对抗的第三人,即无论该第三人善意还是恶意,未登记的物权人都可以对抗之;破产债权人、扣押债权人、参与分配债权人等属于绝对不可对抗的第三人,即无论该第三人善意还是恶意,未登记的物权人都不可以对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