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党代会的监督职能是提高党内监督质量的关键

实现党代会的监督职能,才能使权力监督普遍法则得以充分体现,才能使党内民主法治监督真正落到实处,才能使分散的监督力量形成强大的整体合力,对提高党内监督质量起关键性作用.由于当前党代会最高监督机关的理论定位与法规定位错位,党内法规对党代会监督职能规定不全,其规定的职能尚难以落实,党代会监督的基础不坚实,实施监督的组织资源不足等原因,导致党代会履行监督职责不力.要实现党代会的监督职能,应健全党内法规以明确党代会最高监督机关定位,构建动力机制以促进党代表切实履行监督职能,实行党代会常任制以夯实党代会监督的组织基础,并创新党代会监督的内容和形式等.     

论行政行为的先定力

先定力是指法律行为在合法性尚未最终确定时被推定为有效的能力,它是法律行为主义调整方式所必需的程序规则。双方行为必须在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具有先定力,而单方行为只需有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生效。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是指行政行为的效力范围及于全社会,而不限于当事人,它和行政行为的推定有效是两个不同法律范畴的概念。     

论战后初期日本军队的重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出于实现其“全球战略”的需要 ,扶植日本发展军事力量 ;日本在吉田茂战略思想的基础上 ,亦确立了渐进式扩军路线。以 195 0年朝鲜战争为契机 ,日本由组建“国家警察预备队”而迈出重整军备的第一步 ,至 196 0年前 ,日陆上、海上、航空自卫队已具规模 ,完成了三军重建工作。     

以融合正义重构人工智能司法的逻辑

我国的人工智能司法发展具有明显的突变特色,缺乏足够的制度和理论调适,广泛应用会带来司法逻辑的内在冲突。司法的社会技术特性和人工智能的自然技术特性之间具有天然的亲和性,为我国人工智能司法广泛应用提供了工具理性基础。但人工智能介入司法会带来原有社会黏合基础改变,无法完全应对司法过程的随机性和偶然性因素,并且会因为技术竞争带来新的不正义。需要扩展法律正义的蕴含,将法律正义的纯粹道德内核扩展为功利-道德内核,将司法从社会技术转换为技术-社会技术;在司法结构上设置技术-社会的双重竞争性机制,以维护基本的演化平衡;通过技术-社会互动的重构实现人工智能介入后的融合正义司法模式。     

经营者报酬与公司绩效相关性实证研究

经营者激励是研究委托代理中的关键问题,而经营者报酬水平与公司绩效之间的相关性大小将决定着激励机制对经营者所发挥的激励效果。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经营者报酬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可得出二者之间呈现弱相关性的结论。应实施创新性激励方案,设计合理有效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作为对策。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与行政处分衔接的问题及完善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与行政处分衔接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但目前二者衔接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启动程序有待进一步明确,处分中的调查取证面临困难,处分结果的适用问题有待解决。有必要合署办公,在启动程序上直接沟通;完善相关规定,优化调查取证;明确处分标准,公开处分程序,优化救济管道,推动二者衔接,使其更好发挥作用。     

社会保险权的性质——以基本权为视角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由劳动保险制度演变而来,当前我国社会保险关系带有明显的劳动关系之痕迹,社会保险权具有较强的私权利性质,不属于基本权。根据我国宪法以及所签署的国际公约之规定,可将社会保险权设计为基本权,因现阶段缺乏违宪审查制度,故需从基本法律入手强化社会保险权的公权利性质,以矫正国家责任缺位的弊端。     

产权的转型与转型中的产权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有产权是非市场型产权,传统公有产权的转型就是由非市场型产权向市场型产权的转变。产权分化是现代产权运动的基本趋势,现代企业制度是产权分化的产物,它既是对私有制的扬弃,又是向公有产权过渡的条件。法人财产权是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现代企业制度具有多重内涵和属性,通常指的是其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一般特征。现代企业制度并不直接等于公有制,要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还需要把公有制的内涵与股份制这种形式结合起来。     

论侦查裁量权及其法律控制

侦查裁量权的广泛存在,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危险性。因而,必须加强控制和约束,实现侦查法治化。根据法治原则,反观我国侦查立法、执法,法治化程度不足,侦查裁量失控的问题十分突出,这要求我国对侦查裁量权加强法律控制。     

基于犯罪预防的城市规划研究与启示

首先分析我国当前城市安全问题以及环境设计预防犯罪手段的缺失,提出城市安全需求下通过城市规划研究与设计来预防犯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对比国内外有关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研究开展及应用状况,分析国内在该领域研究的不足,提出未来我国城市规划在犯罪预防研究方向的发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