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公司法》下的特别诉讼委员会运作——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延伸适用

新《公司法》简要地规定了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之前置程序。这一规定的意义不仅在于公司拥有了30天和股东交涉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提示公司可以考虑设置类似美国的特别诉讼委员会的机构,做出至少形式上可信的公正审查,以期获取股东与法院认可,早日结束争议。基于中国公司实践中的客观需求和新《公司法》的条文特色,这样的类似特别诉讼委员会的机构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是可操作的。     

美国证券法强制披露制度的经济分析

美国证券法的强制披露制度从代理信息披露规则逐步演变为价值信息披露规则。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市场失灵说可能低估了市场机制的自我调整能力以及政府失灵的可能性 ;外部效应说可能低估了强制披露制度在信息生产中提供公共物品的比较优势。因此 ,适当的办法可能介于二者之间。集中于代理信息以及部分与证券价值有关的历史事实的有限强制披露制度可能更有效率。     

正当程序:实现公安执法与媒体监督互动的机制

新闻媒体监督与公安执法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活动,有着各自的运行机制。而正因为两者之间的这种不协同性,必然导致媒体监督与公安执法过程的不同步性,甚至会造成媒体和民众在事实认定和结果判断上与公安机关的尖锐对立。事实证明,只要在公安机关和新闻媒体部门最基本的价值体系上保持一致、即有最基本的价值观或伦理的底线,在此基础上的价值多样性是有益于社会健康发展的。而能够达到这一价值目标的逻辑起点是充分地应用正当程序,为公安机关和新闻媒体提供一个共同认同的平台,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和谐和公正。     

行政法理论基础比较研究

西方的宪政原理和制度以及社会历史条件导致了诸多行政法学说的相继出现 ,并指导着其行政法治建设和行政法学研究。我国的行政法理论和实践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路径 ,行政法理论基础处于规范研究层面 ,对我国行政法的认知和把握必须立足中国的国情 ,紧扣“控制国家权力”的宪政理念 ,在公民与政府的对峙与良性互动中点滴积累行政法的实践 ,以此迎来宪政的曙光。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文向度

法制的现代化是以法律的逐步理性化为主要特征。传统的“理性”观 ,片面地强调了法律的“工具理性” ,而忽视了其“价值理性”。这种理念所带来的后果即为“人的物化” ,对人的生命价值至尊的忽视及“人本”意识的缺失、主体性地位的衰退。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须以价值理性为基点 ,强调“以人为本”和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     

论民俗习惯在公安机关家事调解中的功能

调解是我国公安工作的优良传统，它是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手段，在基层公安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家事调解的过程中，如何在遵循国家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充分彰显民俗习惯在家事调解中的功能成为公安机关的关注焦点。为此，文章在梳理家事纠纷调解中民俗习惯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家事调解中适用民俗习惯的基本原则，并进一步设计了充分发挥家事调解中民俗习惯功能的配套机制。     

儒家人性观的实然性与应然性思考

关于人性，有两种常见的思维方式：实然性与应然性。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人们对人性的认识大不相同。孔子人性观有实然性与应然性二分思想，但并没有将两者严格区分；孟子的性善说侧重人的应然性；荀子的性恶说侧重人的实然性。从实然性与应然性辨证关系来看孟荀的人性论，可知二者乃是从不同的层面谈人性的，但都相信人性的“迁善”，其目的也是相同的。     

无效合同诉讼时效问题探析

针对无效合同诉讼时效的争论焦点，文章论述了确认合同无效不应受诉讼时效限制的原由，并对部分相反观点作了评述。在合同被确认无效后赔偿损失、返回原物等请求如何适用诉讼时效，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失灵：以博弈为特征的廉租房政策执行

近年来，我国廉租房政策执行失灵，综合看来，是多元化博弈的结果。文章分析了廉租房政策执行失灵的表现及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对策。     

侵犯商业秘密案件侦查若干程序问题

运用刑事手段来保护商业秘密是各国普遍的做法。法律保护的手段应当与保护对象的特性相适应,具体到侵犯商业秘密的刑事侦查工作中,应当根据商业秘密本身的特点、侵犯的行为方式以及所要达到的保护目的来制定相应的程序规范。首先,应当明确由商业秘密权利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行使此类案件的管辖权。其次,为更好地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完善此类案件的侦查强制性措施。最后,对于诱惑侦查措施的使用,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予以适当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