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执法中的诱惑调查——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的理性思考

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钓鱼执法”违反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违背基本行政伦理，也蚕食了社会信任。行政执法中的诱惑调查虽缺乏法律依据但具有合理性，诱惑侦查的理论和实践对探讨诱惑调查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我国应完善行政执法中诱惑调查的立法规定：确立行政执法中的诱惑调查的合法性，并对实施的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予以制度化；明确行政主体对诱惑调查的合法性承担证明义务；非法诱惑调查的口供和物证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能仅凭非法诱惑调查获得证据对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     

数学方法与政工研究

运用数学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现实趋势。数学方法对政工研究的渗透和影响主要有三个领域：一是政治工作测评；二是思想信息分析；三是政治工作方案决策与预测。由于政工教研人员缺乏数学知识，政工科学本身的不成熟，政工研究的数学化程度还不够高。相信随着知识军事的到来，数学方法的运用必将促进政工研究的科学化     

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刑讯问题

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以“严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命案必破”为代表的我国现行刑事政策对于严厉打击犯罪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却也成为引发刑讯的一大内在诱因。这背后有国家、社会、个人三重利益的强力支持,有功利主义价值观的伦理支撑。在价值博弈中,协调功利与正义的关系,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以完善我国现行的刑事政策,是遏制刑讯的必然要求。     

死刑适用中的酌定因素研究——兼议《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决定》第36条

酌定量刑因素在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缓或无期徒刑案件的量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酌定量刑因素主要包括:案件起因、犯罪动机、犯罪对象、犯罪手段、犯罪时间、地点、犯罪前的一贯表现、犯罪后的态度和表现、被害方谅解.法院应该在罪刑相适应与刑罚个别化相结合原则指导下,正确运用酌定量刑因素,以达到限制死刑适用的目的.     

From ＂China Collapse＂ to ＂In a Common Boat＂-An Analysis on Six Western Theories Relating to China

Owen Harries, Editor-in-Chief of the American magazine National Interest, once said that Americans, for many years, hold ＂a pendulum swing of alternating attitudes, now romanticizing now demonizing China＂. Follow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re have been drastic cha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estern world in their acknowledgement of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China＇s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role China plays in the world arena. To study carefully these changes will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 correct mastery of the world situation an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cy orientations of the Western world toward China.     

传统仲裁与法院附设强制仲裁--美国ADR中两种仲裁形式介评

在美国ADR中有两种仲裁形式一种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型仲裁,另一种是近年来兴起的法院附设强制仲裁.同样名为仲裁,是因为后者具有前者固有的一些特征.但是由于适用前提和裁决效力等方面的不同,两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不同的特点及产生背景使它们各自具有独立的价值.我国现有的仲裁属于传统仲裁.在我国,借鉴美国ADR的经验创设法院附设强制仲裁,将有助于缓解法院压力,充分利用现有仲裁资源.     

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内涵特征

如何定位和定义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内涵,是研完分析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逻辑起点.十七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丰富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内涵.作为理论层面的内涵,根本价值在于转化和指导实践.把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内涵转化为实际工作,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为基础、科学的制度作保障、科学的方式来推进,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     

网络侵权案件的侵权行为地管辖依据评析

侵权行为地这一传统属地管辖依据能否适用于以及该如何适用于网络侵权案件，是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的重要问题。该依据虽然受到网络的冲击，但仍能适用于此类案件。然而，我们必须基于网络侵权行为的特殊性对其加以发展。“被告侵权设备所在地”作为被告侵权行为实施地管辖依据，具有确定性和合理性，应作为网络侵权案件的主要管辖依据。“原告发现侵权信息的计算机终端设备所在地”一般不能作为管辖依据。只有当被告侵权行为实施地难以确定时，它才可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管辖依据而得以适用，成为网络侵权案件的辅助管辖依据。     

利用AP-PCR对柔嫩艾美球虫不同地理株及其杂交株多态性的研究

用随机引物PCR(AP PCR)技术对鸡柔嫩艾美球虫(Eimeria tenella)黑龙江株(H)、山东株(S)及黑龙江株与山东株的杂交株(F1)进行了研究,同时对 2 个不同地理株的子代株与亲代株和F1 株的亲缘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鸡柔嫩艾美球虫不同地理株之间以及同一地理株的亲代与子代之间存在DNA多态性;并且不同地理株间的种内变异程度较大(Si=0.642 3~0.637 0);同一地理株亲代与子代之间的亲缘关系也稍有改变,但其变异程度不大(Si=0.983 0~0.981 1)。对F1 株的AP PCR分析发现,F1 株与H株、S株的相似值分别为0.692 9、0.682 5,介于H株与S株相似值和传代株间的相似值之间。结果表明,F 株既具有两亲本株的遗传性状,又发生了变异。     

农民工法律地位探微——一个平等的视角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农民工理应享受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赋予的各种权利,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文件和政策也为农民工享有平等权提供了保障。但由于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状况的存在,农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方面与城市居民有重大差别,大量的法律文件则体现、贯彻了这种二元结构,从立法上确定了这种基本阶层的差别对待。一方面是宪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是其法律主体地位的双重化导致的法律主体地位迷失,这就是农民工法律地位的现实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