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太战略与中国周边安全格局

美国＂重返亚洲＂是美国＂焦虑时代＂的＂应急反应＂,随着美国对亚太事务的深度介入,这种＂应急反应＂已转变成为美国完整的＂亚太战略＂。从地缘政治考量,美国的亚太战略是以巩固亚太传统的盟友关系为基础,以化解中印崛起带来不确定变量为重点,以插手热点敏感问题为手段,推行全球霸权主义战略的体现。＂围堵中国＂只是美国亚太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可利用美国亚太战略的空间错位,强化共同利益纽带,巩固周边安全格局,为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决策者到底如何归因?——一项基于美国外交档案的研究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个体通常通过一种被称为归因的心理机制从不完全的信息中解释他人做出某种行为的原因。类似但更为特殊的心理机制也会发生在当一个国家的决策者需要理解另一个国家的行为以采取某种应对之策的时候。当外交决策者们在试图解释他国的行为时,他们会将哪些变量纳入他们的考虑范畴?他们对他国行为进行归因的方式是否会因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如果确实有所变化,那么他们在归因时将会存在哪些倾向和偏见?外交决策者通常从能力、决心、利益、意图和该国所处的战略环境五个维度来认知另一个国家行为的原因。而恐惧和族群中心主义均会作用于这五个维度,并且在不同的情境下,两者在各维度的作用方式有所差异。为了验证唐世平提出的行为归因理论,作者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内容分析技术——逐字解释文本分析——对1945-1947年间的美国外交档案进行了分析和编码,试图利用二战结束至冷战开始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主要决策者对苏联行为所进行的数以百计的归因,并对上述归因理论进行经验上的探索。验证结果表明,描述性的证据分析部分支持了这一新的归因理论,但也挑战了这一理论中关于能力、决心和环境维度的部分推断。     

中俄海洋安全合作论析

中俄两国在太平洋、北冰洋等海域存在诸多共同的海洋安全目标和利益,双方的海洋安全合作不仅可以在理论层面丰富发展国家间海洋安全合作的内涵,也可在现实层面改善两国的海洋安全环境,维护两国海洋安全权益,同时为全球海洋安全治理做出贡献。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俄关系的相向而行给中俄海洋安全合作营造了良好的外交环境。中俄两国多层级、多领域的合作机制,为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交流沟通平台。北极地区作为新疆域为中俄海洋安全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俄罗斯“向东看”发展政策也在不断拓展双方共同的海洋安全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两国的海洋安全合作也面临着“互信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海上防卫方向不完全重合、世界海洋安全环境的复杂与敏感”等问题。在此情况下,通过加强中俄海洋经济的合作、积极构建海洋安全利益共同体以及合理规划中俄海洋安全合作的重点方向和拓展空间,可有效应对双方海洋安全合作面临的挑战。同时,推动多边海洋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不仅可为新时代中俄海洋安全合作的深化保驾护航,也有利于促进全球海洋安全的制度化建设。     

政府信息公开与行政诉讼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公民知情权的行政救济途径。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涉及行政诉讼的类型以及法院的受案范围。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举证责任和诉讼程序都因不同的行政诉讼类型而有显著区别。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最关键的问题是法院对于国家机密的审查,政府信息是否国家秘密必须经过有权机关的确认,不能仅仅以属于国家秘密的空洞理由而不予公开。对于因政府信息公开遭受损失的当事人,应当给予国家赔偿。     

犯罪对象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刑法学者之所以在不同场合赋予犯罪对象不同含义,是因为我国刑法理论中的传统犯罪对象概念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必要重构犯罪对象概念,将“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具体人和物”与“犯罪客体的直接物质承担者”两种含义适当分离,在理论上区分为直接犯罪对象与间接犯罪对象,二者作为犯罪实行行为指向的事物,有时可发生部分重合,但功能上并不相同,不可相互替代。     

不争执条款的反垄断法分析

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中的不争执条款既有阻碍竞争的消极影响,也有其积极的一面。美国、日本、欧盟在认定不争执条款的效力时采用了基本相同的方法,即一般指导原则下的个案分析。它们运用一套以反垄断法为基础的具体规则,将宏观经济背景、技术发展水平、市场结构状态、权利质疑成本等因素类型化、具体化,主要依合理原则进行考量,协调知识产权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变化。我国应当甄别性地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不断完善不争执条款的立法和执法。     

自由裁量权限定机制研究——以案例指导制度的建构为分析视角

案例指导制度之于中国司法实践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实现法律系统闭合、发挥法律见解控制机制作用和预防纠纷发生等三个方面。通过这些功能的发挥,案例指导制度承载起自由裁量限定机制的作用,在确保"同案同判"、确保裁判可接受性等方面助益良多。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的法律分析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简称纳卡冲突),成为20世纪最悲惨的冲突,这个冲突改变了百万阿塞拜疆人民的命运。纳卡冲突1988年爆发,造成了将近20%的阿塞拜疆领土和7个地区被亚美尼亚军队占领,并造成一百多万的阿塞拜疆人民流离失所。一些国际时事评论员认为解决纳卡冲突取决于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完整或自决原则应当适用主权。然而,在亚美尼亚人一直呼吁的情况下考虑采取民主自决,这是误导性的,因为民主自决只适用于没有主权土地争端这种情况,这显然并不适用对于亚美尼亚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情况。联合国安理会第822,853,874和884号决议谴责了亚美尼亚的反面行为,并重申了对阿塞拜疆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尊重。本文主要综合了学者长期以来的研究,应用国际法准则和法律来分析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     

比较法学范畴下的法律文化的概念和类型

为了比较某一事物,就必须要明确比较什么。运用我们的研究,必须确定需要比较的程度,也就是说作为比较对象必须给法律文化下个定义。不仅律师可以给法律文化下定义,而且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学者都给出了定义。这些学者定义的范畴着重于法律文化的各个方面,但是他们研究的共同观点是：如果在现代科学中对某一客观现象的存在没有争议,就把这个客观现象称之为＂法律文化＂。     

防范道德危险与保护其他权利人——《保险法》第43条之解读

如何规制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法律效果至关重要,《保险法》经过2009年之修订已有所进步。然而,《保险法》第43条之体系解释依旧难以自圆其说,依然存在许多有待检讨之处。问题的关键在于恰当处理防范道德危险与保护其他权利人之间的关系。显然,道德危险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应当从严认定,其他权利人的利益应当优先保护,立法也应当沿着这一思路逐渐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