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安全:合作模式与结构

在安全体簇生的东亚地区,并存有美国主导的东亚联盟体系式安全合作、东盟地区主义式安全合作、中国倡行的多边协治式安全合作等三种安全合作模式,其中,美国的东亚联盟体系式安全合作模式在复合型的东亚安全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东盟和中国所倡行的安全合作模式,还停留在安全合作观念倡导和通过集体联合来尝试性建构地区制度性安全纽带的层面。东亚地区所存在的三种安全合作模式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相互制衡关系。再加上地区范围内大国间的结构性对抗和潜在冲突,东亚安全困境的产生和存在成为必然。东亚目前不具备建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可能,三种安全合作模式的共存仍将是地区安全结构的主要内容,复合型的安全结构态势将长期存在。     

浅析韩国的绿色增长战略

绿色增长正在成为世界谋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经济模式,各国都在寻求实现绿色增长的发展战略。1997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以来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促使积极探索经济转型新路的韩国加快了战略转型的步伐。韩国政府为此提出并开始实施“低碳绿色增长战略”,制订并发表了“绿色增长国家战略与五年计划”以及相关的法规,详细阐述了韩国推进这一战略计划的长远规划、战略目标、实施计划、政策措施等,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实施机构。韩国积极推动的绿色增长战略充分揭示了其未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意在谋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构建未来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增长模式和动力。     

论日本的朝鲜半岛政策与日韩邦交正常化

“二战”后日本总的朝鲜半岛政策就是“两个朝鲜”政策。以此为前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日本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采取了不同的具体对韩政策。20世纪60年代以前,处于战后复兴阶段的日本,为自身的国家利益考虑,在对朝鲜半岛殖民统治的认识、韩国对日请求权、日韩渔业纷争、在日朝鲜人等问题上对韩采取了强硬政策。之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美国东亚政策的调整,日本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及配合美国的东亚战略的角度出发,搁置日韩在殖民统治认识问题上的争议,迅速着手解决影响当代日韩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韩国对日请求权问题和日韩渔业纷争问题,实现了日韩邦交正常化。     

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布什政府对朝政策研究现状述评

本文就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布什政府对朝政策研究的目的及意义、国内研究现状进行梳理、阐释和评述,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各派的折中产物,都是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对世界局势的综合考虑。进攻性现实主义与美国保守派占上风的布什政府的外交理念相吻合,是“为永葆美国强权开药方”,是布什政府对朝政策的重要理论来源。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及自身特点,应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上下工夫。理论与政策实务的结合,理论抑或政策的研究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以及整体性研究与细节考察等方面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对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期望

伴随当前国际体系的深刻变化和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中欧关系未来发展走向一直是双方十分关切的重要课题。最近中欧之间一系列高层会晤和战略对话,不仅向外界显示了双方对中欧关系的高度重视,而且进一步明确了对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期待。中欧双方近期各自表达的关于中欧关系发展走向的新愿景,既有更加积极性的、相似性的层面,同时也显示了双方仍难以消除的分歧性层面。近期,中国领导人提出以新思维推动中欧关系向更高的水平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税权二元结构及其价值逻辑

目前学界关于税权概念存在着一些争拗,而税收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的引入和运用,有助于对税权内涵及其本质的深层解构。显然,税权作为国家税权力与纳税人税权利的统摄,并非仅仅是一种语义上的概括,而是税权力与税权利互为债权债务关系表里的必然,其主体不仅包括行使税权力的国家,还包括授权国家行使税权力的纳税人,而且始终以保障纳税人权利的良好实现为依归。本文试图运用税收债权债务论和社会契约论来分析税权的概念和内涵,澄清税权的外观结构与内在本质,进而揭示宪政语境下税权结构生成的价值逻辑。     

代理:体系整合与概念梳理——以公开原则为中心

公开原则是大陆法系代理制度的基础,其体现为显名代理与隐名代理。公开原则的意义在于克服意思表示理论上的障碍,使相对人知悉其交易的对方当事人,从而保护相对人的利益。我国法律中规定了显名代理和隐名代理,但《合同法》第402条对隐名代理的规定,其适用范围过分狭窄,未来其应当置于民法典总则当中。《合同法》第403条规定的不披露本人的代理虽然也符合公开原则,但其以违约行为为前提,未来应当继续规定在合同法分则中,不能适用代理的一般规则。我国法律中规定的代理性质上均为直接代理,关于代理的规范性质上为归属规范而非效力规范。     

跨WTO体制的规则冲突及其解决路径

越来越多的国际条约包含贸易限制措施,这些贸易限制措施被用来追求各种非贸易目标或价值,比如环境、人权、劳工标准等,这种做法将增加WTO规则与其他国际法规则之间相互冲突的可能性。但是,国际法中还找不到任何明确的方法以确定贸易法与人权法、环境法或海洋法等的关系。不过,WTO规则与其他国际法规则之间跨体制的规则冲突仍可通过协调一致的解释而避免,这是因为WTO的规定中经常使用一般的、广泛的条款,为其解释留下了余地,使WTO裁决机构得以考虑到其他国际义务。在解释WTO的规定时,可采用国际法推定为不冲突的方法避免冲突;在明显可看出一个WTO协定的用语具有演变的意义、带有一些内在弹性时,还可以考虑使用演变解释的方法。     

植入式广告的法律规制研究

植入式广告作为一种新颖的营销方式,近年得以快速发展。植入式广告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广告,这使得植入式广告的隐蔽性和广告规制所要求的广告可识别性之间存在冲突。如果不将植入式广告纳入到广告规制法律体系中,会对消费者权益、媒体以及现行广告规制体系等都构成极大的损害。但是,过于严厉的规制方式则会扼杀植入式广告的价值。因此,对于植入式广告的规制需要针对其隐蔽性特点而在规制方式上有所变化:一方面,根据植入式广告可能的危害程度进行区分,以类型化的方式予以规制;另一方面,通过对广告披露的方式、程度进行相应的规定,健全广告信息披露制度,从而抑制植入式广告的负面效果。     

中国民事诉讼立案程序的功能与结构

我国现行诉讼程序在总体框架上呈现结构分立而功能交汇的特征,立案程序在司法行政管理体系上独立于审判程序而在功能上与审判程序混为一体,在当下大调解模式下更与诉外解纷程序之间混沌不清。本文以区分司法的社会责任与职业责任为基础,强调立案程序在区分咨询性质的起诉与起诉意向明确的起诉时不同态度,同时确立了我国诉讼要件审查标准,即须有争议存在,且争议具有民事性(平等主体之间)和法律性,从而为转型时期的中国将非典型案件逐步转化为具有可诉性的案件提供可资参考的抽象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