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商业方法专利保护的模式与启示

历史上各国都将商业方法视为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予专利保护。随着信息网络和电子商务的发展,美国联邦巡回法院在State Street Bank案中彻底废除了"商业方法除外"原则,只要发明具有实用性即可授予专利。与美国不同,欧盟在承认商业方法专利性的同时,仍强调发明的技术性,只有具备"技术特征"、作出"技术贡献"的发明方授予专利。根据我国的专利传统和产业发展水平,一方面应借鉴欧盟坚持"技术特征"的资格要件,另一方面以发明整体"非显而易见性"作为创造性标准,同时还应完善商业方法专利授予程序,以堆护国家利益。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路径分析

建立符合农村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已成为人民日益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及其原因,探索其供给路径,提高农业竞争力和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     

党管人才必须创新人才工作机制

从坚持党管干部到坚持党管人才,这是我党组织工作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在具体实践中,要贯彻好党管人才原则,必须落实好"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务"的方针,最关键的是要创新人才的评价、培养、选拔、流动、激励这五种工作机制。     

见义勇为保护立法的法理思考

见义勇为保护立法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本文拟对其进行法理思考。笔者认为 :见义勇为保护立法丰富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宪法原则的法律内涵 ;推进了以协调为宗旨法律观的形成 ;推动了国家与社会协调互动关系的持续发展 ;加强了对公民权利全方位保护的力度。     

民事虚假诉讼的成因和法律规制

近年来,利用民事诉讼这一合法形式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民事虚假诉讼现象不断出现,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民事权利不应该被滥用,民事诉权也不例外。必须建立虚假民事诉讼损害赔偿、立案警示和虚假诉讼嫌疑报告、完善民事证据审查等制度,最终达到规制民事虚假诉讼的目的。     

外资非正常撤离的法律特征及其对策

国际金融风暴引发的外资撤离潮,已经给我国的经济造成了影响,尤其是"二资食业"境外投资人非订三常撤离的行为,使我国公民的财产、国家的利益和社会秩序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何合理地评估外资非正常撤离造成的影响,采取什么样的法律应对措施,更有效地应对国际金融风暴对我国的冲击,是我们法律人应该考虑的问题.通过对外资非正常撤离一些案例总结,尤其是根据对广东省珠三角洲地区情况的调查研究,归纳出外资非正常撤离的法律特征,探讨其后果及原因,分析我国司法部门所面临的挑战,最后,提出对策.     

基于HPLC-TOF-MS代谢组学方法的溴鼠灵毒性作用评价

目的分析溴鼠灵中毒大鼠尿液的代谢特征,揭示溴鼠灵干预对大鼠毒性作用的分子机制。方法通过构建大鼠溴鼠灵中毒模型,采用高效液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HPLC-TOF-MS)获取大鼠尿液代谢轮廓,并用正交偏最小二乘法-判别分析(orthogonal partial least squares-discrimination analysis,OPLS-DA)进行多变量统计分析,找出与溴鼠灵毒性作用密切相关的差异代谢物。结果 OPLS-DA得分图显示给药前后不同时间的大鼠尿液样本代谢物轨迹在各时间段内相似度较好,呈现各自聚类现象。比较溴鼠灵给药前后大鼠尿液样本,筛选出22个与溴鼠灵毒性相关的差异代谢物。结论溴鼠灵主要通过干扰大鼠体内的三羧酸循环、糖酵解、鞘脂代谢和色氨酸代谢等代谢通路发挥毒性作用,且溴鼠灵毒性作用具有累积效应。基于尿液HPLC-TOF-MS代谢组学方法可为溴鼠灵毒性作用的分子机制研究提供新思路。     

刑事法治视野中的犯罪构成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 ,任何系统都具有封闭性和开放性双重特性。刑法也是存在于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同样存在法的稳定与社会的发展之间张力的问题。体系合理的犯罪构成应该既具有封闭性又具有开放性 ,既能限制司法权又能限制立法权 ,既能保护抽象权利又能保护具体权利 ,否则就是有缺陷的。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存在重大的功能缺陷 ,必须予以彻底改造     

试论我国海洋污染刑事立法

海洋污染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 ,也给 2 1世纪开发与利用海洋蒙上了一层阴影。全球已充分认识到维护海洋、保护海洋的重要性 ,在海洋环境污染防治上实行广泛、有效的国际合作已成为必要。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对海洋污染的刑事规定 ,结合我国的污染现状 ,及早在我国的刑法体系中确立污染海洋罪是非常必要的。     

在管制与自治之间的我国公司法

公司的管制与自治是公司法的基础理论问题,管制意味着股东意思自治的空间较小,而自治则意味着股东享有较大的意思自治空间。进一步看,管制分为事前与事后两种模式,结合公司法的立法目的,需要放宽和减少事前管制,但同时又必须强化事后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