酮洛芬注射液在乳牛体内的残留消除研究

为建立牛乳中酮洛芬的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MS)检测方法,牛乳样品经甲醇提取,C18色谱柱分离,采用正离子模式,多反应监测,内标法定量。结果表明,牛乳中酮洛芬的检出限为1μg/kg,定量限为5μg/kg,在5~200μg/kg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相关系数大于0.99。在25~100μg/kg添加水平的回收率为93.3%~107.5%,批内、批间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1.72%~5.46%、1.13%~7.04%。该方法高效、灵敏、准确,可作为牛乳中酮洛芬的检测方法。选用20头健康的泌乳期荷斯坦乳牛,高产、低产各10头,以3 mg/kg剂量肌内注射给药,每天1次,连用3 d,分别于每次给药后第2、15小时采集乳样。每次给药后2 h牛乳中可检出酮洛芬,最高质量分数为(38.43±3.90)μg/kg,停药后15 h均未检出。所有时间点牛乳中酮洛芬质量分数的实测结果均低于加拿大规定的最高残留限量50μg/kg,建议弃乳期为0 d。     

日本电子政府的构筑与发展

日本电子政府经历了起步、发展、成熟三个阶段,实现了政府办公的自动化、电子化,也使日本国民真正迈入了电子政府的时代。     

南渡乌江

七十年前,曾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怀着坚定的理想与信念,征服了人迹罕至、鸟兽绝临的雪山蛮野,粉碎了力量数十倍于己的反动势力的围追堵截,创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长征。今天,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本刊将陆续发表以长征亲历者为主的回忆、纪念文章,以志怀想。本期所编发的几篇回忆文章原刊载于上世纪90年代初沈阳军区内部编印的《革命回忆录汇集》,其中既有对“左”倾机会主义者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危害致使红军被迫长征的憎恶鞭挞,也有对工农红军在艰苦卓绝的伟大长征中不惧艰险勇往直前的讴歌赞美。这些长征亲历者如今都已不在人世,但通过他们的口述,却给我们后人留下了那个艰苦岁月的永恒印痕,留下了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不乏对我们今人的启示与鼓舞。     

未成年人不能适用无期徒刑的误区——以刑法第49条和第17条第3款的关系为中心

未成年人能否适用无期徒刑,理论上的观点是否定说。其理由是刑法第49条规定,未成年人不得适用死刑,其法定最高刑就是无期徒刑;根据刑法第17条第2款,无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都不能适用无期徒刑。司法实践一直都肯定未成年人可以适用无期徒刑,但缺乏正确的理由支持。否定说的错误在于混淆了法定刑和宣告刑的界限,未成年人不得适用死刑,其含义是宣告刑而不是法定刑。决定未成年人的责任时,首先应引用刑法第17条第3款,根据其法定刑,最高可以是死刑,如果不需要判处死刑,就是遵守了刑法第49条的原则。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引用刑法第17条第3款就足够了,但是,在绝对确定的死刑以及情节冲突的情况下,必须引用刑法第49条才能解决问题。由于刑法第49条是个原则性的规定,必须修正才能更好地适用。     

对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的定性

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以盗窃罪论处。该款规定并不妥当,因为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可能触犯盗窃罪、信用卡诈骗罪或诈骗罪。故应予以删除。     

对行政违法失职行为的检察监督

检察机关应从解决公民控告申诉检举问题入手,对行政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促进依法行政,从根本上解决信访难题,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时形成检察机关对司法、行政执法活动监督的格局,完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体系.     

PPMs标准研究

环境污染很大程度上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PPMs标准就是对产品的加工和生产过程所制定的特定的环境标准。PPMs标准作为国际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措施,同时又成为影响WTO规则下自由贸易的一种壁垒方式,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本文在对WTO法规内外PPMs标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PPMs标准需客观地看待的观点,并对我国应当采取的法律对策提出粗浅建议。     

劳动争议调解制度的重构

和谐劳动关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争议调解制度是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基于时代的发展和当前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现状,重构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已成为必然。     

我国行刑社会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探求和实践着行刑社会化理念,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行刑社会化较发达的国家相比尚存在差距。因此,应当在刑法人道性、谦抑性等价值理念的指引下,准确把握我国行刑社会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并有效地予以改进和完善。     

网络传销犯罪的司法认定逻辑及其修正

基于传销犯罪的诈骗本质以及网络传销所衍生的诸多形式,原有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界定已经无法适应惩治网络传销犯罪的需要,应当基于体系与实践的双重考量,对网络传销犯罪的立法和司法作出相应的调适。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系交叉竞合关系,两者在量刑上应保持平衡。网络传销犯罪在法益侵害程度方面未必高于传统传销犯罪。司法解释性文件对于网络传销犯罪的认定不应囿于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30人三级的标准。网络团队计酬不应当构成犯罪。对于混合型传销,则应当结合"骗取财物"的要件予以全面判断。对为网络传销犯罪提供网络服务的行为,应区分情况适用共同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网络传销犯罪作证据综合认定时,应优先客观性证据,确立互联网电子数据的中枢证明作用,修正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