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WTO以后职务犯罪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随着经济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一定时期内,职务犯罪将表现为更加复杂、严重和突出,而且会出现典型的多发部位。而治理和预防新形势下的职务犯罪,需要完善刑事法律规范和预防工作的相关立法,并以体制和制度保障加强惩治力度,以超前的意识作为指导思想,运用健全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和刑罚的预防功能等具有针对性的策略全面加以防范,突出社会效果。     

有机磷农药薄层色谱溴酚蓝显色法的改进

目的对有机磷农药薄层色谱溴酚蓝显色法进行改进,使该检验方法更完善。方法采用薄层色谱溴酚蓝—柠檬酸显色。结果显色背景呈纯正的浅黄色,并且颜色稳定。结论该方法操作简单、快速、检测灵敏度高。     

司法会计和独立审计的比较

我国社会主义法制进程中,经济案件日益增多,其经济因素的复杂性程度也日益增加,客观上需要司法会计的介入.本文试就司法会计与独立审计之间,在会计、审计特征方面的共性,主要是社会属性和地位、工作目的等十一个方面的差异作了比较,通过区别比较来进一步认识司法会计的独特性和应用价值.     

日本拒绝对华民间赔偿法律依据辨析

由于日本把国家赔偿与民间赔偿混为一谈,不承认中国受害者具有索赔请求权,并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受害者的诉讼请求,致使对日民间索赔诉讼鲜有胜诉或以救济金、慰问金应付了事。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中国放弃国家赔偿不等于也没有放弃民间赔偿,民间受害索赔请求权是多项国际条约明文规定的,受害者的诉讼请求是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救济金或慰问金不具有国际法律责任意义上的赔偿性质。日本政府只有对侵华战争的受害者作出实质性赔偿,才能对受害国、受害者及其亲属有一个合情、合理、合法的交待,才能走出历史的阴霾。     

论公安刑事侦查行为与公安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

从“没收空调案”谈起,提出正确界定公安刑事侦查行为与公安具体行政行为的问题,其关系到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从理论上来讲,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在实践中两者又容易混淆。因此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有必要利用各种方法正确把握两者的界定问题。     

猪圆环病毒2型感染裸鼠及BALB/c小鼠的研究

用猪圆环病毒2型(PCV2)经腹腔注射BALB/c小鼠及裸鼠各15只,每隔2周1次,共感染3次。BALB/c小鼠初次、再次感染后均未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仅有2只小鼠出现病理变化;从血清中可检测到PCV2核酸及其ORF2抗体;同时淋巴细胞增殖反应显著增强,NK和CTL细胞杀伤率显著升高;CD4+、CD8+、CD3+T淋巴细胞及CD19+B淋巴细胞数量显著减少。裸鼠也未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从血清中可检测到PCV2核酸,但未检测到PCV2 ORF2抗体;除NK细胞杀伤率显著升高外,其余免疫学指标无显著改变。结果表明,BALB/c小鼠比裸鼠对PCV2易感,各项免疫学指标变化与PCV2感染猪一致,但不表现临床症状,仅个别BALB/c小鼠出现病理变化,说明BALB/c小鼠对PCV2不如猪易感。     

工伤认定中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正确认定工伤,首先要根据工伤的构成要件准确把握工伤的概念,其次要能够准确把握劳务关系、雇佣关系、委托关系与事实劳动关系之间的异同,最后需要结合实际对工作原因、工作场所、上下班途中等三大要素作出合理认定。     

宁夏羊胃肠道线虫对现行驱虫药的抗药性调查

采用粪便虫卵减少试验对宁夏地区所属灵武、贺兰、盐池、吴忠、中宁、中卫、永宁和银川市郊8个县(市)的12个绵羊场、6个山羊场进行了丙硫苯咪唑和阿维菌素抗药性的随机调查。结果表明:在用丙硫苯咪唑调查的10个绵羊场和6个山羊场中,虫卵减少率在95%以下和95%的置信域下限在90%以下的有山羊场2个、绵羊场2个,证明对丙硫苯咪唑有抗药性;1个绵羊场和1个山羊场的虫卵减少率是96.3%、95.9%,但95%置信域的下限在90%以下,具有抗药性可疑;山羊群中丙硫苯咪唑的抗药性为33.3%,绵羊群为20.0%。用同样的方法调查了1个山羊场和5个绵羊场(其中有4个羊场曾执行了丙硫苯咪唑的试验),查出1个山羊场和1个绵羊场对阿维菌素具有抗药性可疑,其虫卵减少率分别为97.3%和95.5%,置信域下限在90%以下。揭示了宁夏地区羊消化道线虫对现行驱虫药的抗药状态,为今后防治提供了依据。     

论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范式的重构

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一直是困扰行政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个难题,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学术界错误地把行政主体资格作为认定行政诉讼被告的条件。事实上,从便于诉讼的角度出发,行政诉讼被告的认定规则完全可以简单化。值此我国《行政诉讼法》修改之际,参照世界各国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制度,重构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范式,对于正确发挥行政诉讼的应有功效,理顺行政组织法研究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诈骗犯罪被害人的被害性分析及预防

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流动性加强,社会成员对经济的参与程度加深,但由于社会成员心理因素、行为方式以及社会组织的制度、组织成员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加剧了经济主体自身的被害性。为了有效地减少和预防经济诈骗犯罪被害的发生,我们必须发现和认识其被害性,从而帮助经济主体减少被害的可能性,以更好地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